陝西，延安城南門外，九月。
貝克爾·漢斯蹲在延河邊的一塊石頭上，手裡捏著半塊鍋盔，邊嚼邊看河對岸的場面。
延河水比夏天瘦了一半，露出大片卵石灘，河灘上密密麻麻全是人——不是軍隊，是老百姓。
十幾個村的男女老少扛著鐵鍬和鎬頭在修河堤，把夏天洪水沖垮的那一段重新壘起來。
夯土的號子聲一長一短，從河灘上飄過來，跟延安城裡城外到處都有的施工動靜混在一起。
貝克爾把鍋盔嚥下去，掏出筆記本翻了翻。
他來東大已經三年多了，從1937年5月分配到延安，一直在邊區做基層政權建設和幹部培訓。
德國人，柏林中央黨校畢業，中文說得磕磕絆絆但能對付日常，陝北話也能聽懂七八成。
剛來的時候他二十三歲，現在二十六，臉被陝北的太陽曬得跟本地後生差不多黑，棉襖外面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布褂子，要不開口說話，走在延安街上沒人當他是外國人。
“漢斯同志！”
貝克爾回頭。
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從河灘方向跑過來，腳上的布鞋沾滿了泥，褲子挽到膝蓋。
是賀家灣的村長賀老栓，去年冬天在邊區幹部訓練班聽過貝克爾講合作社組織課。
“老栓同志啊，你們村這段堤今天能完？”
“能完。晌午前把最後一層夯完，下午就能上人檢查了。”
賀老栓在石頭上坐下來，從腰裡抽出旱菸袋，
“漢斯同志，你上回說的那個——合作社記工分的辦法，我們試了。
按勞力強弱分等，強勞力一個工十分，弱勞力七分，婦女按半天算四分。
試了兩個月，出工的人比之前多了三成。
原先有些婆姨說‘修堤是男人的事’，現在看男人一個工十分、自己一個工四分，也扛著鍬來了。”
貝克爾在本子上記了兩筆。
“那有沒有人覺得分得不公平？”
“有。賀老四，他婆姨身體不好，來不了，他一個人掙工分，家裡六口人吃飯，覺得虧。
後來我們開了個會，決定對家裡有病人的戶從公糧裡補一部分，補多少由村民大會定。
賀老四沒話說了，出工比誰都積極。”
貝克爾點了點頭。
三年前他剛到延安的時候，賀家灣連村長都沒有，只有個臨時推舉的“招呼人”，村裡修條路都要挨家挨戶磕頭求人出工。
現在不光有村長，有村民大會，還有記工分、評工效、公糧調劑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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