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潘科區，中央幹部培訓學院，學員宿舍樓，1941年1月底。
宿舍樓是一棟四層灰磚樓，戰前是柏林大學的學生宿舍，革命後改成了學員宿舍。
每層有個公共休息室，裡頭擺著幾張沙發、一張長桌、暖氣燒的屋裡暖烘烘的，跟外頭的雪天兩個世界。
晚上八點多，休息室裡坐了七八個人。
東大學員馬文瑞——就是之前在綏德縣義合區當組織幹事、被貝克爾在幹部訓練班誇過“表格畫得好”的那個——正捧著一本德文教材啃，旁邊坐著朝鮮學員金成浩，拿著鉛筆在紙上畫什麼。
德國學員漢斯·邁爾——柏林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年輕幹部，準備下個月派去美國做接收工作——坐在爐子邊上烤火，手裡端著一杯茶。
馬文瑞把教材合上，嘆了口氣：
“這個‘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關係，我看了一晚上，還是有點繞。”
邁爾把茶杯放下：
“哪兒繞？”
“你看啊——教材上說，所有制決定分配方式。
可我們東大那邊，土改之後土地是集體所有，但分配上還有按勞分配和按人口分配兩種。
按人口分，是因為有些農戶勞力少、人口多，光按勞分配吃不飽。
這算不算‘所有制和分配方式不一致’？”
邁爾想了想。
“不算不一致。所有制決定分配方式的大框架，但具體怎麼分，得看實際情況。
德國這邊搞合作社，也是按勞分配為主，但遇到災年或者特殊情況，會從公積金裡拿一部分出來按人口補貼。
這叫‘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
金成浩在旁邊插話：
“我們朝鮮也一樣。土地改革之後，合作社的分配方式各村不一樣——平原地區按勞分配為主，山區因為地少人多，按人口分配的比例高一些。
上級沒有一刀切，讓各村自己定。”
馬文瑞點了點頭，在筆記本上記了兩筆。
“那你們德國這邊——合作社的公積金留多少？
我們那邊有的村留多了，社員有意見；留少了，遇到災年又不夠用。”
邁爾從桌上拿起一張紙，畫了個圈。
“德國這邊一般是留百分之十到十五。公積金用於擴大再生產、救災、公益事業。
留多少由社員大會定，但有個上下限——最低百分之八，最高百分之二十。
低於百分之八，合作社沒有積累；高於百分之二十，社員當年收入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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