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下達之後，艾琳被送入佛羅里達州布勞沃德女子懲教所的死囚監區。
牢房狹小，長九英尺、寬六英尺，金屬房門上開一道觀察視窗。
每天有二十二個小時她被關在這間屋子，每週僅有兩次短時間放風，可以走到小小的露天天井活動。
屋內只有一張鐵架床、一張金屬小桌、一把椅子，一臺老舊的黑白電視機。
十二年死囚生涯就此開始。
公設辯護律師沒有放棄，按照司法程式，自動為她提起上訴。律師始終堅持，艾琳悲慘的童年、長期遭受的侵害，造成嚴重人格障礙，不應當被判處死刑。
可艾琳本人十分牴觸這套辯護邏輯。她厭煩外界不斷把她定義成一個精神失常的受害者。
監獄之外，她的案件被不斷發酵傳播。一部分女權團體把她塑造成反抗男性暴力的符號，四處奔走呼籲，希望可以撤銷死刑判決。
大量書信從全國各地寄到監獄，有人同情她的遭遇，也有人寫信來謾罵、詛咒。
艾琳對將自己包裝成抗爭象徵的群體十分反感，專門寫信回絕這類組織的幫助： “不要拿我的案子當做你們宣傳的工具，我就是殺了人，應當承擔後果。”
她給遠在賓夕法尼亞的泰莉亞寫過很多封信。
信裡回憶公路上的日子，訴說監獄的枯燥，希望能收到女孩的回信。
可泰莉亞始終沒有隻言片語寄回來。當年為求自保站上證人席之後，泰莉亞選擇徹底切斷和艾琳的一切聯絡，開始重新過普通人的生活。這些寫出去的信件，全部石沉大海。
歲月一年一年流逝。上訴流程層層推進，一九九六年，美國最高法院駁回她的上訴請求，維持死刑判決。
律師依舊沒有停下，繼續尋找新的突破口，蒐集精神鑑定材料，打算繼續向州最高法院申訴。
艾琳越來越厭倦死囚牢的生活。牢房隔絕了自由，卻隔絕不掉媒體的關注。
紀錄片攝製組獲准進入監獄對她進行採訪，書籍、報道陸續面世，後來好萊塢也準備把她的經歷改編成電影。
有製片團隊來到監獄會見艾琳，她只提出一個條件，如果影片能夠上映，希望製片方可以拿出一筆錢交給泰莉亞，除此之外，她不要求任何利益回報。
關押後期，艾琳開始不斷控訴監獄內部遭受虐待。她向律師遞交書面材料，聲稱部分女看守故意往她的食物裡摻入汙物，頻繁無理由脫衣搜查，手銬勒得手腕佈滿淤青，經常半夜踢牢房門騷擾她。
她甚至稱自己聽到獄警私下密謀，逼迫她精神崩潰，在行刑之前自行了結生命。
當她不喜歡的值班看守上崗，她就拒絕吃飯、拒絕洗澡，只能在牢房的洗手池簡單沖洗身體。
一部分控訴帶有明顯妄想色彩，但是她本人堅信這些遭遇全部屬實。
二〇〇一年，艾琳正式向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遞交請願書，要求解僱全部辯護律師，終止所有還在進行的上訴程式。
她在書面申請裡寫下一段直白的文字：“我冷酷地搶劫並殺害那些男人，如果放我出去，我還會再做一遍。我的心底滿是恨意，繼續關押我沒有任何意義。我已經接受多次精神評估，我神志清醒，我只想說實話。”
辯護律師強烈反對，向法庭提出，艾琳精神不穩定，沒有能力做出放棄上訴這樣關乎生死的重大決定。
法院隨即指派三名精神科醫生對她進行能力鑑定。多次面談之後，專家組給出結論：艾琳清楚自己犯下的罪行，明白放棄上訴之後等待自己的就是死刑，具備做出決定的心智慧力。法庭批准她的請求，所有上訴程式全部終止。
訊息傳到被害人家屬耳中，很多人感到震驚。對他們而言，這意味著長達十餘年的等待終於快要走到終點。
二〇〇二年，州長簽署死刑執行令，行刑日期定在十月九日。距離她被捕，已經過去了十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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