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舍爾的話一齣，全場人都低聲笑了起來。
承辦權交給華國似乎已經得到了大家共同的認可。
但是長桌的另一端，哈羅德·克萊因教授卻臉色難看的把材料往桌上一放，提出了異議。
克萊因來自一所與國防部關係密切的大學，長期承接生物化學防護專案，研究的是戰場神經毒劑暴露後的廣譜抗應激藥物。
這個方向聽起來很唬人，實際上在學術界眼裡相當微妙。
戰場神經毒劑暴露後的抗應激藥物說簡單點，就是研究如何讓士兵在接觸有機磷類毒劑之後，儘可能延長存活時間、維持基本行動能力。
說穿了，這不是治病救人的藥，而是給戰爭機器研究的損耗管理的配套產品。
資料全部來自軍方封閉測試，實驗物件、暴露劑量、評估標準一概不對外公開，論文發表前還要過一道國防部的保密審查，能拿出來給同行看的，只剩下經過層層刪減的結論性描述。
做這個方向的人，學術生涯基本綁在國防預算上，拿的是軍方的錢，交的是軍方的報告，同行評議對他們來說形同虛設。
在大多數學者眼中，研究這個代表著兩件事：一，你已經放棄了在開放學術共同體裡建立聲譽的打算；二，你選擇了一條用學術外衣包裹採購合同的路徑。
學界私下裡管克萊因叫“穿白大褂的採購單”，不是沒有來由的。
他的論文從來不公開原始資料，同行想復現他的結果連門都摸不著，審稿人提幾個方法學問題，回覆永遠是“涉及保密內容，不便披露”。
這就導致他在學術上的聲望遠遠不能服眾。
而在更多生物學者眼裡，克萊因這種人真正讓人反感的，還不只是學術上的不乾淨。
生物這門學問，說到底研究的是活的東西，從細胞到生態，從代謝到遺傳，學它的人多多少少都存著一點敬畏，知道什麼該碰、什麼不該碰。
可克萊因的研究方向，從一開始就是奔著把人變成可損耗的作戰單位去的。
神經毒劑抗應激藥物，說到底還是在為使用神經毒劑這件事本身做善後準備。
你研究得越深入，越證明有人打算把毒劑用在戰場上，越說明這條路的終點是生化武器而不是治病救人。
一個搞生物的人，主動把自己嵌進戰爭機器的齒輪裡，替軍方算士兵中毒之後還能撐多久，這在許多同行看來，已經不是學術選擇的問題，而是底線問題了。
所以學界對他態度冷淡，並不全是嫉妒他經費寬裕、審批順暢，更多是一種近乎本能的排斥。
索恩、費舍爾這些人私下裡提起克萊因，語氣裡沒有多少敵意，反倒帶著一點嫌惡。
他們能容忍學術觀點不同、方法路線有分歧，卻很難對一個把生物研究往生化防護和戰場損耗管控上引的人保持平常心。
在他們看來，這種人越成功，這個世界就越危險。
可克萊因卻並不因為同事的厭惡而發憷，作為少數有背景的人，他尤其喜歡領導別人，特別是在大多人都不發表意見的時候。
他清了清嗓子：“我反對。”
“學術會議不應該放到一個數據不透明、學術交流受限制的地方。華國的很多專案，我們根本看不到原始資料，怎麼驗證？”
“把大會放到京大，那不就等於預設他們的標準就是我們的標準了嗎。”
索恩抬眼看了他一下，沒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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