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閒是真沒有想到大理寺的兩個代理【方丈】會是兩個極端，一個想要推行佛法，一個想要吃現成的。
其實他們兩個都知道這件事裡面的難度，也都想要做這個大理寺卿。
只不過兩個人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準備奮不顧身，一個準備坐收漁翁之利。
“戴大人不必憂心，這大理寺的爛攤子又不是你我造成的，這都是鄭善果擔任大理寺卿期間留下的歷史遺留問題。”
虞閒倒是想得通，死者為大嘛，難道還要因為一個死人生氣嗎？
“有問題解決問題就行，孫大人我是管不了，但是戴大人您要是想幹好這個差事，晚輩願意助你一臂之力。”
“所有案件的卷宗我自己一個人就能整理，還在天牢裡面的人犯我也能全部過一遍，但有一點，只能由戴大人您牽頭做。”
法條詳細對執法部門來說其實是好事，最起碼在百姓眼裡，律法總歸是能保障基本公平的。
你可以說律法嚴苛，也可以說律法無情。
但是你沒有理由說律法不公平，真就是一視同仁！
當然了，這一回《大唐律》的修改，還是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比如虞閒特意針對世家門閥，王爺國公之類的特權階級，還是保留了一定的特權。
除了必須要殺的罪名之外，有些罪責可能要坐牢，杖責，流放之類的，允許他們花錢贖罪。
就是價錢可能會稍微高那麼“億點點”，高到除了世家嫡系子弟之外，世家都捨不得拿出來的那種！
現在的情況就是，有關於《大唐律》的修改，除了刑部之外，最有發言權的單位就是大理寺了。
大理寺不儲存案卷，他們是案卷的生產者。
一直在辦案最前線的大理寺，擁有刑部和御史臺沒有的東西。
經驗。
同樣的罪名，但是實際上在量刑上，其實是有很大差距的。
可之前《武德律》主打一個寧殺錯不放過，只要是罪名成立，又有之前的判例，那就一視同仁。
比如你偷了你隔壁鄰居家裡養的一隻雞，和偷了太常寺準備祭天用的一隻雞，這倆可不是一回事。
如果按照常規的量刑標準，二者同樣都要按照盜竊罪判刑。
一個頂多罰錢賠雞打一頓板子，一個能夠讓你牢底坐穿。
但是《武德律》不這樣，如果是偷太常寺雞的人先被判了個牢底坐穿，那你偷隔壁鄰居的雞也得牢底坐穿。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虞閒才建議李世民修改《大唐律》，把不同的罪名給獨立出來。
就算是同樣的罪名，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判刑，而不是粗暴的一刀切。
比如偷竊，偷一次怎麼處罰，多次盜竊怎麼處罰，偷盜多少金額怎麼處罰，都要詳細的記錄在《大唐律》裡面。
一定要做到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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