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快步走回車站，找到自己的搭檔，讓他盯著廣場出口，自己則跑到車站派出所，借了電話打給調查組。
“我是雷巴科夫。剛才在車站後面的樹林邊上，看到一個可疑的人，從樹林裡出來，衣服上有暗色汙漬，帶著一個大包。五十歲左右，戴眼鏡。他往車站方向走了，可能已經進站或者上車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後說：“知道了。你記下特徵了嗎？”
“記下了。”
“好。先回來，彙報一下。”
雷巴科夫掛了電話，心裡有點不踏實。他知道自己做得沒錯，沒有打草驚蛇，沒有貿然行動。但他也有一種說不清楚的直覺——那個人不對勁，那種平靜，那種從樹林裡走出來之後過分鎮定的樣子，還有那幾塊不像是泥的汙漬。
他回到廣場時，搭檔衝他搖了搖頭說那人已經不見了。可能進了候車廳，可能上了某趟剛到的列車，可能只是穿過車站去了別的地方。人群像水一樣，把那個身影吞沒了。
雷巴科夫把情況寫在一張紙條上，交了上去。然後他繼續在車站附近轉，心裡卻一直想著那個從森林邊緣走出來的男人。
他不知道的是，那張紙條在幾天後被放進了“森林地帶案件”調查組的資料夾裡。
他也不知道，十天後，當又一具屍體在樹林深處被發現時，有人會把那張紙條翻出來，上面的特徵描述會被反覆比對、推敲，最終成為一條關鍵的線索。
他更不知道的是，那個穿深灰色外套、戴金屬框眼鏡、走路時右腳微微拖著的中年男人，此刻正坐在開往另一個城市的列車上，靠著車窗，閉著眼睛，帆布包放在膝蓋上，嘴角掛著一絲幾乎看不見的笑意。
那個男人叫安德烈·羅曼諾維奇·奇卡提洛，時年五十四歲，是羅斯托夫某工廠採購員，已婚，有兩個孩子。
在過去十二年裡，他利用出差的機會，在蘇聯多個城市的火車站附近，以幫忙、帶路、給點吃的或錢為誘餌，將至少五十二名婦女和兒童騙至樹林地帶殺害。
他的受害者中，有二十一個男孩，十四個女孩，十七個成年女性。
他扼死他們，用刀刺他們，然後對屍體進行猥褻、肢解，並取走部分器官和眼球。有些器官，甚至被他吃掉了。
而此刻，他正坐在火車上，穩穩當當地回家去。他的妻子費奧多西亞會在家裡等他，給他熱好晚飯。鄰居們會跟他打招呼，沒有人會多看他一眼。
因為他看起來，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穿著體面的、甚至在廠裡還有點小權力的中年男人。
雷巴科夫當天晚上回到家，脫掉那件舊棉夾克，洗了臉，坐在廚房裡喝了杯茶。
喝茶的時候他腦子裡還在轉著那個男人的樣子。他跟自己說，也許只是自己多心了，也許那人只是去樹林裡方便了一下，或者抄了個近路，也許那些汙漬就是泥，天太暗看不清。
但他在內務局幹了十二年，抓過小偷、搶劫犯、詐騙犯，也參與過殺人案的偵查。他信自己的直覺。那雙眼睛，那張平靜得過分的臉。
他把茶喝完，站起身來，又拿起那件舊棉夾克，準備明天繼續去火車站轉。
外面下起了小雨，淅淅瀝瀝地打在窗玻璃上。羅斯托夫的夜晚安靜而潮溼，路燈昏黃的光在雨霧裡洇成一團一團模糊的光斑。
遠處，一列晚班火車拉響了汽笛，聲音拖得很長，消失在城市的邊緣。
而在幾十公里外的某個小鎮上，奇卡提洛下了火車，走在回家的路上。雨打溼了他的外套，他提了提領子，腳步不快不慢。帆布包裡的東西他已經處理掉了，該扔的扔了，該埋的埋了。
明天他會去廠裡上班，後天可能又要出差。一切照舊。
他走到自家樓下時，抬頭看了看三樓的窗戶。燈亮著，妻子費奧多西亞在等他。
他掏鑰匙開門，上樓，在門口跺了跺腳上的泥水，然後推開門，說了一句：“我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