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的結論很明確：奇卡提洛的血型與犯罪現場提取的AB型精斑不符，可以直接排除嫌疑。
那份檢測報告被放進案卷，然後案卷被歸檔。奇卡提洛在車站派出所待了兩天，被盤問了幾次，最後被釋放了。
釋放他的時候，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抓他，也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放他。他就那樣走出了派出所，回到了火車站，買了一張車票，回了家。
科斯季耶夫是在幾天後才知道這件事的。
一個便衣警察向他彙報了在火車站盤查奇卡提洛的經過，把那份血型比對報告放在了他桌上。科斯季耶夫看了一眼報告，嘆了口氣。
“又一個排除了。”
他沒有多問。專案組成立以來，被盤查、被抽血、被排除嫌疑的人少說也有幾十個。奇卡提洛只是其中一個名字，一個普通的採購員，血型不對，放了。
但科斯季耶夫隱約覺得哪裡不對勁。他說不上來，只是一種直覺。
那個便衣警察彙報的時候提到，奇卡提洛在火車站轉了兩圈，專門盯著一個小女孩看。這個細節讓科斯季耶夫在意了一會，但很快就被別的案子蓋過去了。
他當時不知道的是，那個被他們放走的採購員，在過去六年裡至少殺了二十個人。
他更不知道的是，那個採購員的血型確實很特殊——他的精液是AB型，但血液是A型，這是一種極其罕見的現象。
當時的蘇聯法醫學界還沒有認識到這種可能性，實驗室的檢測人員在比對資料的時候，默認了一個前提：人的體液血型應該與血液血型一致。
這個前提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正確的，但在奇卡提洛身上卻不成立。
後來有專家在討論這起案件時，把這稱為“奇卡提洛現象”，即一個人的血液和精液血型不一致。但在1984年，沒有人知道這個詞，也沒有人想到去驗證這個可能性。
奇卡提洛被釋放後，回到了羅斯托夫。
他並沒有這次意外而收斂。1984年秋天，他又殺了兩個人。1985年，又殺了三個。1986年，殺了兩個。
每一次作案之後，他都回到家裡，回到工廠，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邊。他照常上班，照常出差，照常在鄰居面前點頭打招呼。
而專案組的地圖上，紅色圖釘一顆一顆地增加。
1985年初，專案組的預算被進一步削減。科斯季耶夫手下的偵查員從最初的十幾個人減少到五六個，布控的範圍從十幾個火車站縮小到三四個重點車站。便衣警察們還在蹲著，但輪班的間隔越來越長，有時候一個人要在站臺上站一整天，連個換班的人都沒有。
那年冬天，科斯季耶夫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說了一句話：“我們在找一個不存在的人。”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似乎很平靜，但屋子裡的人都聽出了裡面的意思。專案組已經成立將近兩年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兇手還在作案。每次發現新的屍體，他們都要重新梳理一遍線索，重新排查一遍嫌疑人，但每次都走進死衚衕。
1985年8月，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在卡緬斯克-沙赫京斯基的火車站附近失蹤。幾天後，她的屍體在郊外的樹林裡被發現。死因是頸部被扼壓，屍體上有十幾處刀傷，眼窩附近有明顯的刮擦傷。
法醫在報告裡寫了和以前一樣的結論：作案手法與前幾起案件高度相似。
科斯季耶夫把那份報告放進檔案櫃，然後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街道。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有人在趕路，有人在閒逛，有人站在公交站臺上等車。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很普通，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可能是兇手。
他拿起電話，打給內務局刑偵處。
“布控還要繼續。告訴他們，再堅持一段時間。”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說：“預算不夠了。”
“我知道。”科斯季耶夫說，“但案子還在。兇手還沒落網，我們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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