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一名普通軍裝巡警月薪約一百一十港紙，但灰色收入常達三百左右。可案件偵破率卻不足一成，犯罪率卻高得驚人，每年超十萬宗積案懸而未決，社會秩序一度陷入黑白模糊、法紀鬆弛的混沌狀態。每到年底結案考核，各區探長便悄悄前往難民營或黑幫據點，花錢請人頂罪，只為讓報表數字好看些。
可偏偏娛樂業異常紅火：選美冠軍被捧為“港島小姐”，包裝出道後即送往世界小姐大賽，再赴好萊塢接受半年集訓；週薪輕鬆突破兩百美元，要知道，一輛嶄新的福特轎車不過兩千美元上下。那時還沒“歌手”這個說法，藝人統稱“歌伶”，也沒有專業舞臺。夜總會、歌廳、舞廳，就是他們全部的天地；觀眾也不叫“歌迷”，而是“舅少團”。經營之道雖與今日相似，但舅少團地位極高，歌伶唱完，往往還得陪酒、應酬，甚至留宿。
行內人管這叫“拜山”。能進舅少團的，多半非富即貴，就跟如今那些出手闊綽的影迷似的，動不動就包下好幾間影廳，專挑首映場捧場。
那時舅少團也愛把歌廳前幾排的“皇帝位”全訂下來，專程來聽歌、顯派頭。歌伶成了他們炫富較勁的由頭，跟眼下富家子弟比豪車、曬名錶，本質上沒兩樣。
那個年頭，歌伶和舞女的社會地位並不低，但歌廳、舞廳背後大多有幫會撐腰。要是哪位歌伶或舞女被客人欺辱了，老闆或堂口大佬不出面撐腰，她們要麼集體罷工，要麼捲鋪蓋走人。所以歌廳舞廳表面熱鬧，實則天天有人掀桌子、砸酒瓶，火藥味十足。
眼下港島，沒一技之長的女子日子難熬：稍體面些的早早嫁了人；底子薄、家裡又窮的，常被父母送去歌廳、舞廳謀生；更甚者，乾脆被賣斷給有錢人家做妾或使喚丫頭。因此那時港島還沒興起請菲傭的風氣，大戶人家偏愛僱用閱歷老到、手腳利索的自梳女當住家傭人。
月薪起步一百三十塊，不比穿制服的警員差；僱主還得給單間房，床鋪、桌椅、日用品一應配齊，連電器都得備上，雖說那年頭的“電器”，也就是一臺收音機罷了。家裡傭人多，等於向街坊亮出家底：光是養下人的開銷，就夠一個警署全年運轉了。
比如高天佑家，光保姆就十七個，保鏢三十個，另加一名管家；按每人每月二百塊粗略估算，單這一項，他每月就得掏出一萬塊。
吃喝拉撒睡哪樣不要錢？所以這種排場，真不是普通人擔得起的。而住在山頂的人，更是全港百姓仰望的物件。
那時節，除了新界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沒人自稱“港島人”，大夥兒都認祖籍：潮州人、順德人、福州人、湖州人、魔都人、蓉城人……各鄉各里自有商會，也各有堂口，有時一個地方還盤踞著好幾個字頭。遇事不用報警，只消跟自家商會理事或堂口大佬打聲招呼，自然有人上門擺平。
打死打傷都好說，絕不朝同鄉伸手要錢，這是講信義的年月。茶樓裡一句鄉音，飯館中一聲口音，就能搭上線、託上事、找到人。
世界名牌還沒登陸，有錢人想穿洋裝，只能去洋人開的裁縫店量身定製，或找老字號洋裝鋪子下單。魔都是國際都會，當時“魔都牌”三個字分量十足：魔都來的理髮師、裁縫師傅，手藝硬、身價高，生意紅火。
像高天佑，撤退時乾脆把一批裁縫、理髮師全帶到了港島，多付一個人船票而已；幫他們一把，日後便是自己人，何樂不為？所以他早年在西南各地廣攬人才，帶了一大批過來。
據檔案記載，五十年代初，港島工廠才一千五百家左右，到十年末已飆升至九千家上下；工人數量也從八萬猛增至四十萬。
四十萬人啊！要知道當時全港人口才一百五十萬，近三分之一都成了產業工人。正是這批人，撐起了無數老闆的發跡路。
金融、紡織、航運、娛樂、報業、玩具、成衣、塑膠，各行各業如雨後春筍般冒頭。超人哥哥此刻正忙著辦塑膠花廠呢。
能熬過這陣子的，後來幾乎個個成了響噹噹的人物。隔壁馬鮫島，如今還遠不是後來的“賭城”，彼時只是匪幫流竄作案的落腳點。
活躍在港馬之間的，是一批亡命悍匪，其中不少是潰散國軍士兵，船快、人狠、槍械齊全，江湖人稱“大天二”。
那年代，港島人重義氣、守諾言，家家戶戶拜關公。社團與字頭遍地開花，只要一開口，鄉音就是通行證。
求學、找工作、找房子、尋親問故，老鄉一句話就能辦妥；實在不行，拉黃包車也能餬口。
當年港島街頭跑著兩千二百輛黃包車，跟叮咚作響的電車、呼嘯而過的巴士搶活兒。電車票價六分，天星小輪五分錢就能從尖沙咀擺渡到港島。
六分錢，夠買一碗豬血粥加兩根油條的早餐；為了壓過汽車生意，黃包車伕們搞起“五分走港九”活動，五分錢，橫跨整個港島或九龍。
逼得當局最後發了黃包車牌，劃出專屬路線。可這活兒太苦太累，尋常人不願幹，才輪到他們接手。
大家管這群人叫“苦力”。那年頭，普通青年出路無非三條：考警校、入字頭，或者兩條路都試一試。
只有警校拒了、字頭也不要的，才無奈進廠當工人，踏踏實實幹力氣活；再不然，就去拉黃包車。旁人見了，難免搖頭：這孩子，怕是沒出息了。
黑白兩道勾結成風，秩序混亂不堪，連“規矩”都還沒立起來，雷洛後來定下的，也不過是“收多少、怎麼收”的價碼罷了。
所以那是個好時代，也是個壞時代：對有錢人而言，處處是機會；對窮人來說，步步是泥潭。
說到底，哪個年代不是如此？有錢人永遠順風順水，沒錢人永遠舉步維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