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到牆上掛的世界地圖前。
地圖上用紅藍鉛筆標著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進展——歐洲一片紅，蘇聯、東歐、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都標著紅旗；
亞洲那邊東大、朝鮮、日本標著紅旗，東南亞幾個殖民地標著粉色的“發展中”；
美洲那邊美共控制區標著紅旗，加拿大標著紅旗，拉美幾個國家標著粉色；
非洲標著幾塊粉色和灰色。
“你們看這個圖。”
瓦格納用手指點著，
“歐洲紅了，亞洲紅了一大半，美洲正在紅。
接下來呢？非洲還是灰的，東南亞還是粉的，拉美除了墨西哥和智利，大部分還是灰的。
這些地方將來都要紅，紅了之後都要幹部。
幹部從哪兒來？
從咱們這個學院來。
從東大、從美國、從東歐的實踐裡來。”
韋伯走到他旁邊，看著地圖。
“1918年革命剛成功那會兒，德國連自己的幹部都不夠用。
施密特同志那時候在組織部，天天發愁——‘魯爾區缺幹部，柏林缺幹部，連我自己的辦公室都缺人’。
後來韋格納同志說‘自己培養’——辦黨校、辦訓練班、從工人裡提拔。
培養了二十年，德國不缺口了，還能往外送。”
克魯格也走過來。
“我1920 年在萊比錫辦工人夜校的時候，一個班二十個人，教材是自己油印的，紙不夠用就寫在舊報紙邊上。
那會兒誰能想到，二十年後柏林有個學院，八十多個學員來自十六個國家，教材是精裝的，紙管夠，教員是各國請來的專家？”
瓦格納轉過身。
“克魯格，你那個夜校——現在還在辦嗎？”
“在。改成了萊比錫市委黨校，規模大了十倍。
校長是我當年的學生——一個紡織女工出身的老同志，叫羅莎·盧森堡——跟那位遇刺的女革命家同名不同人。
她幹得比我好，把黨校辦得紅紅火火。”
韋伯從茶几上拿起菸斗，填上菸絲，點了。
“說來說去，就是一個道理——幹部是種子，實踐是土壤，時間是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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