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爾說：
“我最用得著的是‘蹲點’。柏林市委的幹部以前習慣坐在辦公室看報表，後來韋格納同志讓大家下去蹲點，蹲一個月再回來寫報告。
我在潘科區蹲了兩個月，把區裡每個合作社都跑了一遍，回來寫的報告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以前寫‘合作社執行良好’，蹲完了寫‘第三合作社的公積金留了百分之二十二，超過上限了，社員有意見，正在整改’。
蹲和不蹲，寫出來的東西是兩個樣。”
金成浩說：
“我最用得著的是‘組織圖’。我們朝鮮的合作社組織得亂——社員大會開不起來，管理委員會幾個人說了算，生產組和副業組互相扯皮。
我在柏林學了‘民主管理’這一套，回去把組織圖重新畫一遍，該開的會開起來，該選的舉選起來，該分的工分清楚。
架子搭好了，事情就好辦了。”
爐子裡的煤燒得噼啪響，外頭走廊裡傳來腳步聲和說話聲——大概是別的學員散課回來了。
邁爾把茶杯裡最後一口茶喝完，站起來。
“明天還有課，韋伯講‘戰後接收工作的步驟’。你們誰去聽？”
“我去。”
馬文瑞把筆記本收進書包，
“瓦格納同志說那堂課講的是‘接收一個城市的七個步驟’，我正想聽。”
“我也去。”
金成浩站起來，把畫的組織圖摺好揣進兜裡。
三個人出了休息室，往各自的房間走。
走廊裡的燈不亮，昏黃昏黃的，牆上掛著幾幅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理論聯絡實際”。
邁爾走到自己房間門口，回頭說了一句：
“馬同志，金同志——明天聽完課，晚上還在這兒聊。我泡茶。”
“行。我帶兩包東大的茶葉。”
“我帶朝鮮的松子糖。”
邁爾笑了。
“我帶德國的黑麵包。咱們換著吃。”
柏林，潘科區，中央幹部培訓學院，教員休息室，同一天晚上。
學員宿舍樓那頭年輕人圍爐聊得熱乎，這頭的教員休息室裡也生著爐子，只是煙抽得更兇，茶泡得更濃。
赫爾曼·韋伯坐在靠窗的舊沙發上，膝蓋上攤著一疊學員作業，手裡攥著半截紅鉛筆，一邊看一邊在頁邊畫槓。
埃裡希·瓦格納從東大回來述職，順道來學院看老同事，坐在他對面，端著一杯黑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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