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四零年五月下旬。
美國的報紙評論傳到社會主義陣營之後，各國文化界頓時炸開了鍋。
莫斯科的作家協會開了三次座談會，發言記錄整理出來印了八十多頁。
巴黎的《人道報》編輯部收到了一百多封讀者來信，大部分是工人和教師寫的，信裡說的話差不多——“美國人有臉說我們？他們自己國內還有幾百萬人在排隊領救濟糧。”
東京的日共文化部組織了一次公開演講會，一個老作家站在臺上講了四十分鐘，講完之後把講稿摔在講臺上，說了一句“美國那套東西，就是忽悠人的。”
這股風潮自然而然的也傳到了柏林。
德國作家協會的主席——一個叫埃裡希·貝倫特的作家，五十二歲，戰前是柏林《前進報》的編輯，革命後一直在做文化工作。
他在柏林《人民觀察家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叫《兩種世界，兩種日子》。
文章發表之後，被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報紙轉載了二十多次。文章全文如下：
“美國的朋友們最近很忙。
他們一邊在報紙上寫社論，一邊在廣播裡發表講話，說我們德國共產黨的退休交接制度是‘權力鬥爭的新形式’，說我們的青年幹部培養計劃是‘突擊提拔’，說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換湯不換藥’。
他們說得很多。但他們說得最多的，是‘民主’兩個字。”
“他們說，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有選票，有言論自由，有反對黨。
他們說，我們的制度沒有這些東西。
他們說，我們的幹部是‘少數人商量好了之後從上往下壓下來的命令’。
他們說的對不對？對了一半。
我們的幹部確實不是靠全民投票選出來的。但問題在於——選票能當飯吃嗎？
反對黨能治感冒嗎？言論自由能讓孩子上學嗎？”
“我請美國的朋友們回答幾個問題。第一，你們說你們的制度是‘民主’的，那請問——一九三三年你們有多少家銀行倒閉了？有多少家工廠關門了？有多少人失業了？
你們的選票在哪一天把那些失業的人重新送回了工廠？
第二，你們說你們的制度是‘自由’的，那請問——你們南方的黑人兄弟，在你們的‘自由’制度下過了多少年摘棉花不給錢的日子？
你們的‘自由’是不是隻對白皮膚的人管用？
第三，你們說你們的制度是‘人類之光’，那請問——你們的‘光’照到了紐約的貧民窟裡嗎？
照到了芝加哥的失業工人食堂裡嗎？
照到了那些在救濟站門口排隊的母親和孩子身上嗎？”
“我們德國的制度不完美。我們有官僚主義，有特權思想，有幹部老化的問題。
這些問題我們都承認，但我們承認之後怎麼辦？
我們搞退休交接制度。老同志交班，年輕人接班。交得清清楚楚，接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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