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樣送走之後，奇卡提洛被暫時關在羈押室裡。他沒有被正式逮捕，也沒有被起訴，只是“拘留待查”。按照蘇聯的法律，這種狀態最多隻能維持三天。三天之內，要麼找到證據立案，要麼放人。
三天後，實驗室的結果回來了。
報告上用打字機打著簡短的結論：送檢血液樣本，血型為A型。
偵查員看了一眼報告，又翻了一下案卷。之前那具十歲男孩屍體上提取的精斑，血型物質為AB型。A型和AB型不符。按照當時的法醫學理論，一個人的血液血型應該與體液血型一致。如果現場精斑是AB型，兇手的血液也應該是AB型。奇卡提洛是A型，不可能是兇手。
偵查員在報告上籤了字，然後把案卷合上了。
奇卡提洛於是被釋放了。
後來有資料顯示，奇卡提洛在被釋放的當天並沒有直接回家。他在羅斯托夫市區待了一段時間，去了一趟工廠，處理了幾份採購單，然後坐晚班火車回了家。他的妻子費奧多西亞問他這兩天去哪兒了，他說出差了。她也沒有多問。
專案組那邊，事情是按另一種方式處理的。
那份血型比對報告被送到了科斯季耶夫的辦公室。科斯季耶夫當時正在處理另外幾起案件的文書工作，桌上堆著一摞案卷。偵查員把報告放在他桌上，說了一句：“中央市場那邊送來的，排除了。”
科斯季耶夫拿起報告看了一眼。A型。跟AB型不符。他把報告放在一邊，繼續看手頭的案卷。
他沒有看到那份報告的附件。附件裡有一份簡短的拘留記錄，上面寫著：奇卡提洛，安德烈·羅曼諾維奇，1936年生，羅斯托夫“特種能源自動化”公司供應科科長。因在中央市場騷擾女性被拘留，隨身攜帶摺疊刀、凡士林、繩子。血型A型，排除嫌疑。
科斯季耶夫後來在接受內部調查時回憶，他當時確實沒有注意到這份報告。專案組成立以來，被排查、被抽血、被排除的人太多了。每個月都有幾十份這樣的報告送到他桌上，每一份都是A型、B型、O型，跟AB型不符。他不可能每一份都仔細看，更不可能記住每一個被排除的名字。
但那份報告裡有一句話，如果被仔細看的話，會讓人停下來多想一下。那句話寫在拘留記錄的末尾，是偵查員隨手記下的：“該人在中央市場及公交站臺附近多次主動接近年輕女性，行為可疑。”
一個供應科科長，在工作日的下午，帶著刀、凡士林和繩子，在中央市場附近接近年輕女性。這件事本身已經足夠可疑了。但在1984年9月，在羅斯托夫，這樣的可疑行為並沒有被跟“森林地帶案件”聯絡起來。
因為血型不對。
科斯季耶夫不知道的是，那個被他們放走的供應科科長，在過去六年裡殺了三十二個人。他更不知道的是，從那天起到1990年11月，奇卡提洛還會再殺二十個人。
奇卡提洛被釋放之後，生活表面上恢復了正常。
1984年10月，他繼續在“特種能源自動化”公司上班，繼續出差，繼續拿著採購單和現金在蘇聯各地的火車站和公交站之間往來。
他的工作表現沒什麼問題，同事們對他的評價是“話不多，但辦事還算靠譜”。沒有人知道他剛剛在羅斯托夫市內務局的羈押室裡待了三天，也沒有人知道他隨身帶著的那些東西意味著什麼。
但紙包不住火，後來還是發生了一件事——1984年12月，奇卡提洛被單位通知，他被開除了黨籍。
這件事的起因是他在中央市場被拘留的記錄被轉到了單位。那個年代，蘇聯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對職工的“道德面貌”有要求，一個被警察拘留過的人，哪怕沒有被定罪，也會被黨組織找去談話。
奇卡提洛被叫到廠裡的黨委辦公室，問了一通話。他解釋說自己只是去市場辦事，被誤會了。但黨委的人不太相信，最後還是做了決定：開除黨籍，留廠察看一年。
奇卡提洛在廠裡幹了十幾年，一直是個不怎麼顯眼的人。他沒有跟任何人發生過沖突，也沒有表現出什麼異常。但這次被拘留和開除黨籍的事，讓他心裡很不痛快。
他沒有跟妻子說這件事，也沒有跟任何同事提起。他只是繼續上班，繼續出差，繼續在每一個出差的夜晚消失在火車站的站臺上。
1985年1月，他申請調到了新切爾卡斯克。那是一個距離羅斯托夫大約四十公里的小城，有一家大型的機車製造廠。奇卡提洛透過關係在廠裡謀了一個工程師的職位，負責金屬材料管理。
他跟妻子說羅斯托夫那邊的工作不太順心，換個地方重新開始。費奧多西亞同意了。一家人搬到了新切爾卡斯克，住進了一套兩居室的公寓。
在新切爾卡斯克，沒有人知道奇卡提洛在羅斯托夫被拘留過。他的檔案上寫的是“因個人原因調動工作”，沒有任何不良記錄。他在新廠裡從頭開始，繼續做他的工程師，繼續拿著採購單出差，繼續在火車站和公交站附近尋找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