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風向變了。
變化的第一個訊號來自報紙。
以前地方報紙上關於刑事案件的報道極少，偶爾出現一條，也是簡短的、含糊的，措辭永遠是“破獲一起重大案件”或者“犯罪分子已被繩之以法”。
但從1985年夏天開始，一些過去不會見報的東西開始露出來了。莫斯科的《訊息報》和《文學報》上，出現了關於犯罪、腐敗、官僚主義的深度報道。記者們開始寫一些以前不敢寫的題目，編輯們開始發一些以前不敢發的稿子。
羅斯托夫州檢察院內部傳達了上級的幾份檔案，要求各級檢察機關“改進工作作風”，“清理積壓案件”。
科斯季耶夫注意到，這些檔案裡有一個詞出現的頻率比以前高了很多：“透明度”。檔案說要提高辦案的透明度，要接受群眾監督，要敢於揭露問題。
科斯季耶夫拿著檔案去找了副檢察長。
“森林地帶案件，能不能借這個機會往上推一推？”他問。
副檢察長靠在椅背上，手裡轉著一支鋼筆。他想了想，說：“你寫份報告，我幫你遞上去。”
科斯季耶夫當天晚上就寫了一份報告。他把專案組成立以來的工作做了總結：梳理了多少失蹤人口檔案，排查了多少名前科人員，布控了多少個火車站，發現了多少具屍體。
他在報告的最後一段寫道：該系列案件自1978年首起發生至今，已逾七年，受害者人數持續增加，兇手仍在活動。現有偵查力量不足以應對，建議上級重新評估案件級別。
報告遞上去之後，等了一個月。
迴音來了，但跟科斯季耶夫期望的不太一樣。州檢察院的一位副檢察長把他叫去談了一次話。副檢察長的態度很客氣，先說上級對專案組的工作是肯定的，同志們辛苦了。然後話鋒一轉，說目前州里財政緊張，各個部門都在壓縮開支，專案組的預算暫時沒辦法增加。
至於案件級別，副檢察長說，這個要慎重，因為一旦正式提升級別，就要向莫斯科報備，莫斯科那邊可能會派人來，到時候很多事情就不是州里能決定的了。
科斯季耶夫聽懂了。
“公開性”是針對那些可以公開的問題。一個連環殺手在羅斯托夫州殺了七年、殺了三十多個人還沒抓到，這不是可以公開的問題。
從副檢察長辦公室出來，科斯季耶夫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來，把那份報告的底稿塞進了抽屜。
1985年7月31日，莫斯科州，多莫傑多沃機場附近。
一個十八歲的女孩，納塔利婭·波赫利斯托娃，從機場附近的一片樹林裡被兩個採蘑菇的人發現。她躺在灌木叢後面，身上的衣服被撕開，屍體上有三十八處刀傷。她的眼睛被什麼東西反覆戳刺過。
波赫利斯托娃有智力障礙，在一所特殊學校讀過書，後來在機場附近的一家工廠裡做清潔工。她性格溫和，不太會跟人吵架。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晚上，她從家裡出來之後就再沒有回去。
莫斯科州的偵查員趕到了現場，做了現場勘查，拍了照片，提取了物證。法醫在報告裡寫下了死亡原因和傷口特徵。案卷被歸入莫斯科州的未破案卷。
莫斯科那邊沒有人把這個案子跟羅斯托夫的森林地帶案件聯絡起來。距離太遠，管轄不同，檔案不通。
而就在同一天晚上，一個五十四歲的男人，從羅斯托夫的工廠出差到莫斯科，在機場附近的電氣火車上跟一個女孩搭上了話。那個男人在莫斯科辦完了事，坐火車回了羅斯托夫。他沒有在莫斯科多停留，也沒有跟任何人提起他在機場附近做了什麼。
三個星期後，1985年8月27日，羅斯托夫州沙赫特市。
一個十八歲的女孩，伊琳娜·古利亞耶娃，在市郊的一片樹林裡被發現。她是流浪者，沒有固定住處，經常在火車站和汽車站附近過夜。屍體上有多處刀傷，頸部有扼壓痕跡，眼窩附近有明顯的刮擦傷。
沙赫特分局的偵查員看了現場，拍了照片，寫了報告。但這份報告在沙赫特分局的案卷櫃裡躺了將近一個星期，才有人把它跟之前那些積壓的未破案卷放在一起比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