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對的結果讓沙赫特分局的一名偵查員停了下來。他把古利亞耶娃案的現場照片跟一年前另一份案卷裡的照片放在一起，發現兩者的傷口分佈和眼窩損傷模式幾乎一模一樣。那份案卷是1984年夏天的一起案件，死者也是一個年輕女人，屍體在沙赫特附近的樹林裡被發現。
這名偵查員把兩份案卷放在一起，寫了簡要的報告，送到了羅斯托夫州檢察院。報告在路上走了將近一個星期，最後放到了科斯季耶夫的桌上。
科斯季耶夫看了那份報告，然後把兩份案卷都調了過來。他花了半個下午比對時間、地點、傷口特徵、受害者型別，最後確認這兩起案件確實屬於同一系列。
他拿起電話，打給了內務局刑偵處。
“沙赫特又出了一個。我這邊確認了，跟之前的是一個系列。”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知道了。”
“我需要更多的人。布控不能停。”
“預算的事，我再跟上面說說。”
電話掛了。
科斯季耶夫知道“再說說”是什麼意思。他放下電話，把新案卷放進檔案櫃，然後繼續處理手頭的工作。
1985年的秋天，專案組的處境比前一年更困難。
布控的便衣警察從十幾個火車站縮減到了四個。科斯季耶夫手下的偵查員只剩下三個人，其中一個還是兼職的，大部分時間在忙別的案子。
但這一年秋天，專案組內部發生了一次爭吵。
起因是科斯托耶夫，那個從莫斯科調來的偵查員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提出，應該把案件資訊向鐵路沿線的所有派出所通報，包括兇手的體貌特徵和作案手法，讓每一個在火車站執勤的民警都知道自己在找什麼樣的人。
科斯季耶夫同意這個想法。但專案組裡有人反對。反對的人是內務局的一名副處長，他認為這樣做“太冒險”。他的理由是：如果資訊擴散得太廣，萬一被記者知道了，或者被老百姓知道了，會引起恐慌。
而且，他說，兇手如果知道警方在重點排查什麼樣的人，他會改變手法，更難抓。
科斯托耶夫聽了這話，把筆記本往桌上一放。
“我們已經輸了七年了，”他說，“不擴散資訊，我們接著輸。擴散資訊，至少讓所有人都知道該看什麼。恐慌總比死人強。”
副處長臉色不太好看，但也不好再反對。
於是科斯季耶夫最後拍了板。資訊簡報印了出來，發給了一百多個相關單位和個人。簡報上寫了兇手的特徵：男性，四十五到五十歲，有穩定工作，經常出差，穿深色外套，戴眼鏡，走路時右腳或右腿可能有輕微的不便。簡報上還寫了作案地點集中在火車站和公交站附近，受害者多為獨行的年輕女性和兒童。
這份簡報在便衣警察中間傳閱了一遍。有些人在火車站蹲了兩年，第一次看到關於案子的完整資訊。
1985年11月，蘇聯總檢察院終於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
科斯季耶夫是後來才知道會議詳情的。他只知道，總檢察院的高層聽取了羅斯托夫方面的彙報，討論了案件情況，並對下一步偵查工作做了部署。會議結束後，一份內部通報下發到了羅斯托夫州檢察院。
通報說，總檢察院決定將森林地帶案件列為重點督辦案件，由總檢察院偵查總局直接指導，羅斯托夫州檢察院具體執行。
同時，從莫斯科調派一名有經驗的偵查員到羅斯托夫，協助專案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