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諾夫斯基認為，兇手不是精神病患者。他沒有妄想，沒有幻覺，沒有喪失對現實的判斷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知道那是錯的，知道如果被抓會有什麼後果。他的行為不是出於瘋狂，而是出於一種他無法控制也無法理解的慾望。
“兇手在性心理發育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布哈諾夫斯基寫道，“他無法透過正常的性行為獲得滿足。這種偏差可能源於童年的創傷、長期的性壓抑，或者某種生理上的缺陷。
無論如何，他已經形成了一套替代性的性滿足機制，而這種機制的核心是暴力。”
布哈諾夫斯基指出，兇手對受害者的傷害方式，比如扼頸、刀刺、肢解、摘取器官，這些行為不是隨機的，而是有固定模式的。每一次作案都在強化這種模式，每一次得手都在加深他的依賴。他殺人不是為了仇恨某個具體的人，而是為了滿足一種累積了多年的衝動。
“他沒有選擇，”布哈諾夫斯基寫道，“或者說，他覺得自己沒有選擇。他可能曾經試圖停止，但每一次剋制都會讓下一次衝動更強烈。到後來，他已經不再試圖克制了。”
第四是日常表現。
這一點是布哈諾夫斯基報告中讓科斯季耶夫印象最深的地方。
“兇手在日常生活中看起來跟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布哈諾夫斯基寫道，“他有家庭，有工作，有鄰居，有同事。鄰居不會覺得他可疑，同事不會覺得他奇怪。
他可能在工廠裡或者某個機關裡有一份穩定的差事，按時上下班，偶爾跟同事喝一杯，週末帶家人去公園。他
的妻子和孩子可能什麼都不知道。他把自己分成了兩個人，一個在白天過正常的生活，一個在夜晚或者出差的路上做那些事。”
布哈諾夫斯基還特別提到了一點：兇手在作案之後，會回到正常生活中去，不會表現出明顯的異常。他不會因為殺了人而惶恐不安，不會因為害怕被抓而改變生活軌跡。他有一套自我合理化的機制，能夠把那些行為跟自己的日常生活隔離開來。
“如果你們找到他，”布哈諾夫斯基在報告的末尾寫道，“你們會發現，他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人。你們可能會覺得抓錯了人。”
科斯季耶夫把這份報告讀了不止十遍。
他把關鍵段落抄在了一個筆記本上，隨身帶著。他知道這份報告不能直接用來抓人，它沒有提供具體的姓名和地址，沒有物證，沒有目擊者。但它提供了一個方向，一個比之前所有偵查員憑直覺拼湊出來的方向更清晰、更系統的方向。
布哈諾夫斯基的報告在專案組內部傳閱了一遍。幾個偵查員看了之後，反應不一。有人覺得有道理，有人覺得太抽象，有人覺得“聽起來像那麼回事，但具體怎麼用還得再想”。
科斯季耶夫沒有強迫任何人接受這份報告。他只是把它放在了案卷裡，跟那些失蹤人口檔案和屍檢報告放在一起。
布哈諾夫斯基後來在1984年底又寫了一份補充報告。那份報告更長，更細，涉及兇手可能的生活習慣、可能選擇的作案時間、可能使用的交通工具。
他甚至推測了兇手可能攜帶的工具：一把刀、一條繩子或者一根鐵絲、一個用來裝東西的袋子或者提包。後來的事實再次證明了他的判斷。奇卡提洛作案時隨身攜帶的，正是一把刀、一個帆布包，有時候還帶著繩子。
但這份報告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1984年秋天，專案組的布控正在收窄，預算在被削減，莫斯科來的專家陸續回去了。布哈諾夫斯基的報告被塞進了檔案櫃，跟其他材料放在一起。偶爾有人翻出來看一眼，然後又放回去。
沒有人根據這份報告去修改布控方案，沒有人根據這份報告去重新篩查前科人員的名單，沒有人根據這份報告去調整審訊的策略。
在1984年的羅斯托夫，一個精神病學教授寫的關於兇手心理特徵的分析報告，在官僚系統的優先順序列表上，排得並不靠前。
布哈諾夫斯基自己後來很少提起這件事。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過一句很簡短的話：“我做了我能做的。剩下的，是別人的事。”
1984年9月，奇卡提洛在頓河畔羅斯托夫火車站被便衣警察盤查、抽血、釋放的那一天，布哈諾夫斯基的報告已經在科斯季耶夫的檔案櫃裡躺了將近一個月。
那份報告裡有一句話，科斯季耶夫後來在接受內部調查的時候提到過。那句話寫的是：“兇手可能已經被你們盤查過，但因為某個技術性的原因被排除了嫌疑。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重新審視排除的依據。”
科斯季耶夫當時看了這句話，沒有多想。血型比對報告上寫得清清楚楚：奇卡提洛是A型，現場精斑是AB型。這是“技術性的原因”，而且看起來無可辯駁。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這個“無可辯駁”的技術判斷，讓奇卡提洛又多活了六年。
布哈諾夫斯基後來參與審訊奇卡提洛的時候，已經是1990年冬天了。他在審訊室裡跟奇卡提洛面對面坐著，中間隔著一張桌子。他後來回憶說，他當時看著奇卡提洛的臉，想起了自己六年前寫的那份報告裡的每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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