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趙明誠的家世及婚前生活
李清照與趙明誠都出生於書香門第，李、趙兩家在北宋時期於文學成就方面都有著顯赫的聲名。李清照與趙明誠從小就生活在具有濃厚文化氣息的家庭之中，耳濡目染，家學淵源甚深。兩家所交往的親戚、友人，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家庭環境的相似，使李清照與趙明誠一樣擁有良好的早期教育，有著相當的文化修養，培養了共同的志趣愛好。這就為兩人以後的婚姻生活打下了堅實的感情和思想基礎。兩人的婚姻，堪稱“門當戶對”。敘述李清照與趙明誠的情感世界與婚姻生活，就必須將目光回溯到兩人婚前的家庭環境以及他們早年的生活經歷。
——李清照的家世出身
坐落在濟南市東面的章丘縣，西北瀕臨黃河，“荷花如錦水如天，狼藉秋香擁畫船”之美麗的繡江從境內蜿蜒穿過，縣因境內章丘山而得名。這裡，還有與趵突泉“相甲乙”的百脈泉，山清水秀，風景秀麗。同時又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祥地之一，縣西面的龍山城子崖，是我國著名的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遺址之所在。在這一派人傑地靈、山水毓秀的環境中，西元1084年，誕生了一位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偉大的女性文學家——李清照。
一、李清照的籍貫
關於李清照的籍貫，前人曾籠統地說是濟南。清代學者進一步認為李清照的故居是在濟南歷城柳絮泉。這裡，泉水清澈，柳絮飛揚，回塘幽隱，沙禽歡欣，一代詞宗降生於這樣一個詩情畫意的優美環境之中，彷彿能夠相得益彰。歷城地方誌也十分欣喜地將這樣一位歷史名人攬入自己的修志範圍。文士墨客則絡繹不絕地前來尋訪，吟詩留念。田雯《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詩說：“跳波濺客衣，演漾回塘路。清照昔年人，門外垂楊樹。沙禽一隻飛，獨向前洲去。”（《古歡堂集》）高宅暘《味蓼軒詩抄》中的一首七絕，也含蓄深婉地抒發了懷古之幽思，詩說：“一斛清泉柳絮颺，蕭蕭故宅但斜陽。風流不獨詞人盡，金石飄零亦漸亡。”這類情思悠長的題詠，更叫後人堅信李清照的故居之所在。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說：“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癸巳類稿》卷十五）《山東通志》有相同的說法。直到當代，郭沫若還為濟南趵突泉邊的“李清照紀念堂”題詞說：“大明湖畔，趵突泉邊，故居在垂楊深處；漱玉集中，金石錄裡，文采有後主遺風。”
說李清照是濟南人不錯，但把她的故居定為歷城柳絮泉，不免有附會的成分。宋代濟南，轄歷城、章丘等縣。明代萬曆年間所修的《章丘縣誌》，便認為李清照是濟南章丘人。王仲聞先生《李清照事蹟編年》也對“歷城說”提出質疑，說：“清照幼時，當從父母居，其故宅應雲‘李格非故宅’，不得雲‘李清照故宅’。嫁後從趙氏，未居濟南。至晚年則濟南已為金統治，清照欲歸不得。濟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東通志》所云，殆亦本清田雯《古歡堂集》，或出後人附會，未必即為實錄。元於欽《齊乘》、明《崇禎歷城縣志》、清《康熙濟南府志》，俱無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說。”李清照的聲名遠在李格非之上，如果李清照幼年時曾依父母居住濟南歷城柳絮泉，將“李格非故宅”直接稱為“李清照故宅”也無可厚非。後代名人依據此例者非常多。問題的關鍵是連李格非的故宅也不在歷城。近年來，研究者又在章丘縣明水鎮西1500米的廉坡村發現了《廉先生序》碑石，上面刻有李格非的文章，結尾說：“唯吾為同里人，質之區區，亦欲籍之以告請議之伯。元豐八年九月十三日繡江李格非文叔序。”李格非在序中自稱與章丘明水的廉先生是同里，又自署“繡江李格非”，“繡江”正是章丘明水的別稱。所以，李格非的故宅應該在濟南章丘明水。今天的研究者對此已經達成共識。
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
李清照出生在一個學術空氣與文學藝術氣氛都十分濃厚的家庭環境裡。父李格非，字文叔，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宋史》為其立傳。李格非幼小時便聰穎異常。當時都以詩賦的成就高低品評人物，科舉考試也以此為準則。李格非卻獨闢蹊徑，留意經學，著數十萬言的《禮記說》。熙寧九年（1076），李格非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出任鄆州教授。教授是學官名，總領州郡學校，以經書、儒術、行義訓導學生，並負責地方學校的一切管理工作。這是一個負責教育培養基礎人才的要緊位置，宋代中央政府對此有相當的重視，熙寧六年（1073）三月之後各地教授都改由中央直接任命，然資序較低。這段時間，李格非剛剛進入仕途，在各地輾轉為官，職位低下，家境貧寒。據說鄆州郡守因為李格非家境的困窘，打算讓他兼其他職務，多領取一份俸祿，卻被清高的李格非拒絕了。
李格非在官場上磨鍊了近十年，元豐八年（1085），奉調回到汴京，仕途上出現轉機。回京師之後，李格非入補太學錄。太學錄是太學長官太學正的副手，協助管理太學學生。不久，轉任太學正，遷為太學博士，以經書教授太學生。太學職務，品位雖然不高，但職掌清要，在“崇文”風氣極其濃郁的宋代，頗受人們尊重。太學的這一系列職務十分適合學識淵博、清高孤傲的李格非。李格非到汴京後，開始有條理地安排自己的個人與家庭生活，購置了自己的居所。居有定所後，李格非便過起了清心讀書著述的簡樸生活。晁補之在元祐四年（1089）所寫的《有竹堂記》中提到：“濟南李文叔為太學正，得屋於經衢之西，輸直於官而居之。治其南軒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諸棟間，又為之記於壁，率午歸自太學，則坐堂中，掃地，置筆研，呻吟策牘，為文章數十篇……”（《雞肋集》卷三十）這是李格非個性與志向的必然選擇。
李格非回京任職之際，恰逢神宗去世，哲宗以幼齡登基，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高氏信任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集團，文壇巨擘蘇軾也因此回到汴京，受到朝廷的重用。這段時期政壇風雲變幻的是是非非不是本書敘述的範圍，但是，蘇軾等人身居要職，獎掖文學人才，使許多出身低微而又才氣橫溢的人士獲得了世人的重視，使得元祐文壇昌盛一時。在蘇軾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嶄露頭角或已經聲譽卓著的文學之士，醞釀著一個文學創作高峰時期的到來，這是不爭的事實。李格非同樣幸運地獲得蘇軾的賞識，《宋史·李格非傳》稱其“以文章受知於蘇軾”，繼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蘇門四學士”之後，與廖正一、李禧、董榮等名列“蘇門後四學士”，其文學創作成就逐漸獲得世人的注目。而後，李格非與蘇門弟子晁補之、張耒、陳師道等人交往甚多，交情甚厚，這些當時著名作家的文集中都留有與李格非的酬唱之作。
在北宋後期政壇新舊黨派紛爭不已的動盪中，李格非自然因為其品格操行、政治觀點、師友交際等因素而被捲入旋渦，顛簸起伏，備受牽連。首先是元祐末年，高氏去世，哲宗親政。哲宗挾太皇太后垂簾期間多年僅為朝廷傀儡之怨氣，報復貶斥舊黨重臣，蘇軾、蘇轍兄弟首當其衝。這一場黨派鬥爭，平心而論，並不是無原則的株連。哲宗以及得勢的新黨大臣，還是有相當的理智，他們只是把怨恨與報復措施集中在一部分舊黨要臣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親戚、師友身上，關係稍稍疏遠者，不在牽累範圍之內。李格非與蘇軾的關係，當然不比“蘇門四學士”，所以，一開始李格非並不是黨爭打擊的物件。紹聖元年（1094）五月，朝廷立局“編類元祐群臣章疏及更改事條”（《宋史·哲宗本紀二》），當政者欲用李格非為檢討官。這是一個收集元祐大臣黑材料的專門機構，檢討的職責就是收集、檢校這類黑材料。這與李格非耿直的秉性、傾向舊黨的政治態度都大相徑庭，這次任命當然被拒絕。李格非也因此得罪了當政者，被排斥出京師，通判廣信軍（今江西上饒）。
通判廣信軍期間，李格非曾出手懲治地方上一位妖言惑眾、聚斂錢財的道士。某日在路上相逢該妖道坐車經過，李格非命人將其拖下，揭穿其奸詐欺騙的真面目，以杖痛毆之，並將其驅逐出境。李格非也因此而聞名當地。
隨著黨爭的逐漸緩和，李格非再度被召回京師。尤其是徽宗剛剛繼位的時候，朝廷欲調和新舊兩黨，用人方面特意摒去黨派界線。這次回京，李格非歷任校書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等職務，仕途升遷，還算順利。但是，朝廷上層正醞釀著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波。徽宗坐穩位子之後，受蔡京等蠱惑，對舊黨展開更大規模、更加酷烈的打擊迫害。徽宗崇寧元年（1102）七月，蔡京拜相，極力主張復追貶元祐黨人，禁元祐學術。同月，“禁元祐法”；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被羅織入黨籍的共309人。朝廷令全國各州縣皆刻“黨人碑”，頒佈天下。列入黨籍者紛紛被貶謫，乃至罷官。李格非也在黨籍之內，罷職丟官，結束了仕途的顛簸生活。此後，李格非沒有再出仕，在潦倒中默默去世，終年61歲。
李格非的文學創作，受到人們相當高的推崇。南宋韓淲《澗泉日記》卷下轉引他人評價說：“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司馬遷）之後，一人而已。”雖為過譽之辭，但能說明宋人對其文章的推崇備至。《宋史·李格非傳》的評價比較平實，說：“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從時人的評論及流傳的少量作品來看，李格非最負盛名的是古文創作，這是歐陽修、蘇軾等人詩文革新運動成功之後的文壇成就。據宋人文獻不完全記載，李格非有詩文45卷、《禮記精義》16卷、《永洛城記》1卷、《史傳辯志》5卷。可惜李格非的多種著作南宋時就非常少見，流傳到今天的作品更是寥寥無幾，僅有《洛陽名園記》《廉先生序》以及散見於筆記詩話的殘篇斷句。《全宋詩》輯錄李格非的詩九首，殘句二。成績平平，乏善可陳。較出色者如《絕句》之一，說：“步履江村霧雨寒，竹間門巷系黃團。猶嫌骯髒驚魚鳥，父老相呼擁道看。”李格非的詩歌創作成就，遠遠不如古文。
李格非的家世已經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考辨，根據推測，應該是名位不著但文化氣氛非常濃厚的書香門第，是處於社會中下層的寒族。李清照在《上樞密韓肖胄詩》二首之一中回顧說：“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誰比數？當時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成雨。”齊魯稷下，戰國時期便學者雲集，相互辯駁，學風昌盛由來已久。李清照將自己的父祖與這種學風直接聯絡，表明了她對自己家學淵源的自豪與自信。這樣的家世傳統，對李格非、以及李清照的後來的文學成就，影響至深。
三、宋代擇婿風氣與李格非的婚姻
談到李格非的婚姻，李清照的母親，就必須先來介紹宋代社會風氣的轉移。
宋代開國帝王，深刻反思歷史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唐朝興盛衰亡的歷史經驗教訓。對歷史上君主或信任后妃，或仗恃外姓國戚，或倚賴親近內臣，或依靠同姓宗親而由此導致中央權力機構中分別出現后妃、外戚、宦官、宗室擅權的局面深具警惕之心。直至元豐年間，呂公著還對神宗說：“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神宗深以為然。（《長編》卷303）所以，宋代帝王對這幾種政治勢力採取極力抑制的方針策略。這種抑制的結果，就造成了士大夫政治勢力的一枝獨秀。
為了保證士大夫階層政治上的絕對可靠性，使得這個政治群體只能依附皇室，發揮他們的政治作用，宋代帝王透過科舉制度的改革，比較徹底地改變了士大夫階層的組成成分。成功的改造使得這個階層與趙宋政權同心同德，甘心俯首於皇權之下。宋代士大夫階層的組成成分，與前代相比，已經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前代士大夫出身以世家貴族為主，宋代則改變為以“寒族”為主。宋代士大夫的主要來源是科舉考試，《宋史·宰輔表》列宋宰相133名，科舉出身者高達123名，佔92%。隋唐以後重科舉取士，為中下層的寒族知識分子進入仕途開啟方便之門。不過，隋唐之際士族還有相當勢力，朝廷達貴對科舉考試也有相當大的操縱能力，因為當時考試還沒有采取彌封制，錄取是直接面對考生的。宋代庶族與士族的勢力對比再度起變化，經唐末五代的掃蕩，士族勢力蕩然無存，加上科舉考試公平原則的具體貫徹實施，來自中下層的知識分子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受益者。宋代取士唯重科舉，且徹底取消門第限制，同時廢除“公薦”制度，推行彌封、謄錄之法以嚴格考試製度，以保證科舉考試中“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公平競爭原則的實施。
為了保證士大夫階層與趙宋王室的同心同德，宋代皇帝還特別有意識地從貧寒階層選拔人才，抑制“勢家”的形成。為了能夠替中下層知識分子掃清仕進之路，宋代帝王的作為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違背了“公平”原則。開寶元年（968）三月，因翰林承旨陶榖之子陶邴試進士合格，名列第六，太祖“遽命中書複試”，並詔曰：“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禮部具析以聞，當令複試。”（《長編》卷9）太宗雍熙二年（985）三月，殿試得進士179人，後再得諸科318人，“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皆罷之。”（《長編》卷26）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真宗特別“召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坐就試”（《長編》卷68）。“內舉不避親”，尚是美德，更何況透過考試公平競爭脫穎者。太祖要求世家子弟複試、太宗所說的“謂朕有私”、真宗要求的“別坐就試”都是藉口，其真正原因是為“孤寒”出仕掃清道路，同時抑制“勢家”的形成。開寶八年（975）二月，太祖在殿試時對舉人們說：“曏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長編》卷16）把帝王的良苦用心說得一清二楚。在帝王的有意識抑制之下，北宋初期達官貴族的子弟甚至都不敢參加科舉考試。如《石林燕語》卷5載：範杲是宰相範質的侄子，“見知陶榖、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卷8又載：“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名之法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唯獨在宋代才成為廣泛的社會現實。
進入仕途後，這些來自下層的知識分子升遷相當快，出將入相，顯赫一時。如太宗時的宰相張齊賢，“孤貧力學，有遠志”；名臣王禹偁“世為農家，九歲能文”；真宗、仁宗時的宰相王曾“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為文辭”；名臣范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歐陽修“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均見諸人《宋史》本傳）。這些人都依賴科舉進入官場，位至顯赫，成為宋室的腹心大臣，宋代統治者所信任和託付國事的就是這個階層的文人士大夫。
換句話說，宋代統治者作出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選擇，將士大夫群體作為唯一可信賴依託的物件。這種治國基本方針，固定為“祖宗家法”，為歷朝皇帝所遵循。士大夫階層中，帝王又特別重視來自中下層的“孤寒”士人。這一系列治國方針政策的演變，帶來了時人婚姻觀念的改變。宋代名門貴族選擇女婿，不以門第為重，而只重視個人的才學、才能。名門貴族、朝廷重臣爭先恐後地選取科舉中第的貧寒士人為婿，一時蔚然成風。如被時人稱為“太平宰相”的晏殊，就曾經囑託其門生范仲淹為自己挑選女婿。范仲淹認為士人富弼“器業尤遠大”，晏殊便擇其為婿。而後，富弼果然官至宰相，在政壇上的成就遠遠超越晏殊。晏殊的另外一位女婿楊察，進士出身，也官至三司使，卒贈禮部尚書。當時的社會風俗甚至有女婿進士及第，由岳父家出錢讓女婿赴瓊林宴。莊綽《雞肋編》卷中說：“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為辦支費，謂之鋪地錢。至庶姓而攀華胄，則謂之買門錢。”
李格非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先後被兩位顯赫的王氏貴族大家選做女婿的。李格非的前妻是岐國公王珪之父王準的孫女，莊綽《雞肋編》卷中說：“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為丞相。父準，祖贄，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婿九人：餘中、馬玿、李格非、閭丘籲、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洵仁，皆等科第。鄧、鄭、許，相代為翰林學士。”王準選孫女婿，所重的就是科舉出身。李格非的後妻，即李清照的母親王氏，則是仁宗朝重臣狀元王拱臣的孫女【3】，同樣出身名門，有著極高的文學修養，《宋史·李格非傳》稱其“亦善文”。父母雙方的家學淵源，為李清照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繆鉞先生因此稱：“易安承父母兩系之遺傳，靈襟秀氣，超越恆流。”（《詩詞散論·論李易安詞》）
此外，李清照還有一位弟弟名李迒，南渡後一度任敕局刪定官，李清照晚年曾投奔這位弟弟。
——李清照早年的家庭環境與光彩照人的才華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正是李格非奉調回京的前一年，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女詞人李清照出生了。宋代下層官員，俸祿低微，有時甚至連保證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難。有縣尉曾題詩自嘲說：“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做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童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墨客揮犀》卷二）而且，宋代一任官員考評升遷期間，一般都有進京述職或等待新任命的空閒時間，他們往往利用這段空閒時間回家探親。很難想象此時俸祿微薄的李格非會拖著產後不久的妻子與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女旅途奔波。合理的解釋應該是李格非在京師生活安定之後，才將她們母女接回一起居住。此前，李清照與她的母親一直生活在濟南家鄉，李清照也應當出生在家鄉——濟南章丘。
一、李清照個性生成的早年家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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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生的漫爛真天照清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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