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紅纓從省城坐火車回到京市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下午兩點半。
距離機關單位下班的時間所剩無幾，她沒有回軍區大院休息，而是提著裝有換洗衣物的布包，直接趕到了京市衛生局大院的鐵柵欄門外。
憑藉著報社編輯的記者證以及周家在京市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她很順利地敲開了衛生局檔案管理處的門。
負責看管檔案室的老幹事是個頭髮花白的老頭，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戴著一副老花鏡靠在藤椅上聽收音機。
周紅纓把工作證件連同一包沒拆封的紅塔山推到辦公桌上，說明了來意，藉口報社要策劃一期關於建國初期京市醫療衛生髮展回顧的專題報道，需要緊急查閱二十五年前各大醫院的接生檔案資料。
老幹事掂了掂那包煙，渾濁的眼睛瞥了她一眼，這才不情不願地拿出一串沉甸甸的銅鑰匙，帶著她走進大樓深處一間常年不見陽光的儲藏室。
這間屋子裡擺滿了高大的綠色鐵皮檔案櫃，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樟腦丸氣味和紙張氧化後的黴味。
“靠牆最裡面那兩排，別弄亂順序，快點看啊，馬上到點下班了。”老幹事不耐煩地交代了一句，便揹著手轉身離開。
周紅纓把布包放在落滿灰塵的木桌上，伸手拉開頭頂的拉線開關。昏黃的白熾燈泡閃爍了兩下，照亮了貼著年份標籤的櫃門。
時間緊迫，她迅速找到陳振羽出生的那個年份，費力地拉開生鏽的抽屜，厚厚的卷宗緊緊擠壓在一起。手指在那些泛黃脆化的紙頁上飛速翻動，灰塵隨著動作飄散在半空中，沾在她乾淨的衣袖上她也渾然不顧。
那個年代，大院裡的家屬生育記錄全都集中在幾所特定的軍區總院和協和醫院，表格上清清楚楚地記錄著產婦的姓名、單位以及新生兒的體重。
周紅纓順著陳家當年所在的住址片區，一份一份地向下核對。
她看到了住在大院東頭的李家嬸子那一年在總院生下雙胞胎的詳細病歷，甚至還有難產時輸血的記錄；也看到了張家伯母順產的住院天數和用藥清單。
那一整年大院裡一共有五個女眷添丁進口，其中四個都在醫院的產房裡留下了詳盡的醫療檔案。
唯獨方蘭的生育記錄不在其中。
周紅纓不信邪地把那幾個檔案盒翻了個底朝天，連續核對了三遍那個月的總冊，灰塵嗆得她直咳嗽，紙頁翻得嘩啦作響。沒有，沒有任何方蘭入院待產的字眼。
線索難道就這麼斷了？她死死咬住下唇，站直身子揉了揉痠痛的後頸，轉頭盯上了旁邊存放基層衛生所和街道出診記錄的櫃子，咬牙繼續翻找。
直到兩個多小時後，外面的天色已經暗了下來，她終於在一本邊緣已經破損的婦產科出診登記簿上，看到了方蘭的名字。
泛黃的紙頁上用黑色墨水寥寥寫著幾行字，記錄著在十月初八的凌晨，一位名叫宋玉珍的婦產科主任大夫，提著藥箱前往陳家所在的住址進行了上門接生。
記錄的最後只有簡單的四個字：母子平安。
整頁紙上沒有任何關於產程細節、胎兒具體指標的描述，更沒有隻言片語提及到雙胞胎的存在。
周紅纓把那本登記簿平攤在桌面上，從口袋裡掏出那支英雄牌鋼筆和一本空白稿紙，把這僅有的幾行資訊一字不落地抄寫下來。
大院裡的女人生孩子，享受著當時全社會最頂級的醫療資源，大多數人到了月份就會提前住進高幹病房由專人看護。
唯有方蘭竟然選擇在那個初秋的深夜，把大夫請到家裡去秘密接生。
這意味著當時在那個房間裡，見證陳振羽出生的除了方蘭和陳父之外，就只有這個名叫宋玉珍的醫生。
沒有任何外人看到過方蘭當時到底生了幾個孩子。如果有心想要隱瞞另一個嬰兒的存在，在那座門禁森嚴的大院裡，這簡直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
周紅纓跌坐在嘎吱作響的木椅上，筆尖在稿紙上焦躁地畫著圈，力道大得幾乎劃破紙背。謎團在紙面上鋪展開來，陳家父母的動機成了死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