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閉上眼，腦海裡飛速閃過大院裡的點點滴滴。
陳家一直是軍區裡首屈一指的高門大戶，家裡每頓飯都是細糧配肉菜，保姆警衛齊全。
這種條件就算生十個孩子也養得起，絕不存在因為多一張嘴而把親生骨肉送人的可能。
周紅纓把“經濟原因”四個字寫在紙上，重重劃掉。
她又想起了賀錚站在車隊水龍頭前洗臉的模樣。
那個男人身高超過一米九，寬闊的肩膀和結實的脊背上全是常年乾重體力活練出來的腱子肉，健康得充滿爆發力，絕對沒有任何先天性的殘疾。
不是因為缺陷而拋棄。她接著劃掉了“身體疾病”。
至於老一輩人常說的八字不合或者克父克母？
那就更荒謬了。陳老爺子和方蘭都是從槍林彈雨裡走出來的唯物主義戰士，平時在大院裡最見不得封建迷信那一套。
經濟、健康、信仰，所有可能促使父母遺棄孩子的理由，在陳家這裡全都是行不通的死路。
周紅纓看著稿紙上那三個被死死劃掉的墨團，呼吸在寂靜的檔案室裡變得有些沉重。
既然什麼都不缺，方蘭當年到底是為了什麼，要把一個剛出生的健康嬰兒神不知鬼不覺地送走？
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變故，逼得這兩位老革命不得不把親生兒子藏匿於市井，甚至連相認都不敢？
就在這時，走廊外突然“哐”地一聲巨響，老幹事不耐煩地用鑰匙重重敲擊著鐵門：“下班了下班了！天都黑透了，趕緊出來！”
周紅纓嚇得渾身一激靈，猛地把那半頁寫滿推論的稿紙撕下來對摺，塞進貼身的口袋裡。
她深吸了兩口氣，強作鎮定地把登記簿放回原位，仔細核對了一遍抽屜的順序，才提著布包走出去。
外面的天色已經徹底暗了下來，京市晚風吹拂著街道兩旁的法國梧桐，樹葉發出沙沙的響動。
她走到路邊的公共電話亭前，投進一枚硬幣，熟練地撥通了報社後勤科的電話。
等待接聽的過程中，她的手指不自覺地摳著電話亭掉漆的鐵皮，目光停留在不遠處的街燈上。
那本薄薄的登記簿上提供了唯一的突破口。只要找到當年那個去陳家接生的婦產科大夫宋玉珍，二十五年前那個晚上，陳家究竟面臨著怎樣迫不得已的隱情，就能全部解開。
電話那頭傳來後勤科值班人員的聲音。
周紅纓握緊了黑色的塑膠話筒，報出了宋玉珍的名字和原來所屬的醫院單位。
“幫我查一下市婦產醫院以前一個叫宋玉珍的主任醫師。我要知道她現在是在別的地方高就，還是已經退休在家養老了。越快越好。”
結束通話電話後，周紅纓看著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腳踏車流。
賀錚那張帶著疤痕的臉龐，和陳家父母平時在大院裡威嚴卻也慈祥的面容，在她的眼前交替閃現。
作為記者的直覺告訴她，她即將掀開的，絕不僅僅是一個身世之謎，而是一段被歲月掩埋的、充滿血淚與無奈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