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文瑞怎麼解決這個矛盾？”
“他搞了個‘基本口糧加勞動工分’——基本口糧按人頭分，保證每家有飯吃；剩下的按勞動工分分，多勞多得。
這樣勞力少的戶能吃飽，勞力多的戶能多分。
貝克爾在報告裡專門寫了這一段，說‘東大同志在實踐中解決了我們教材上沒有的問題’。”
韋伯把紅鉛筆擱下，靠在沙發上。
“這就是我最看重的——學員不是來背教材的，是來互相學、互相啟發的。
德國這套經驗擱在德國管用，擱在東大不一定管用；
東大的辦法擱在東大管用，搬到德國來也可能水土不服。
學員們在課堂上吵、在宿舍裡辯，吵完了辯完了，把各家的經驗摻在一起，才能搞出真正管用的東西來。”
瓦格納點了點頭。
“我在晉南蹲點的時候，一開始拿德國那套合作社章程硬套，套了兩個月套不下去。
後來跟當地幹部商量，按晉南的實際情況改了幾條——公積金上限調低了，因為晉南剛解放，老百姓手裡沒底，多留公積金他們有意見；
工分標準加了‘農忙季節上浮兩成’，因為晉南農忙的時候勞力緊，不上浮沒人願意出工。
改完了再試，試通了。”
克魯格從桌上拿起一份學員名單翻了翻。
“這一批八十七個學員，來自十六個國家。再過半年，這八十七個人回到各自的國家，每個人帶回去一套經過‘柏林加工’的經驗。
東大的帶回去合作社組織法，朝鮮的帶回去民主管理章程，美國的帶回去接收工作步驟，拉美的帶回去土地改革方案——八十七個人撒出去，就是八十七顆種子。”
韋伯把學員作業收攏，擱在茶几上。
“種子是種子，可種子撒下去能不能長，得看土壤。
東大那邊土壤好——群眾基礎厚，幹部肯蹲點。
美國那邊土壤硬——剛打完仗，舊勢力還在，老百姓對共產黨還有些不瞭解。
拉美那邊土壤更硬——大地主、教會、軍閥，三座山壓著。
種子撒下去，得有人澆水、施肥、拔草。”
瓦格納把咖啡喝完，擱下杯子。
“說到澆水施肥——貝克爾的報告裡提了一條，我覺得很關鍵。
他說‘外國同志去了，不能光教，還得帶徒弟。
帶出一個徒弟來，比自己幹十件事都值’。
他在賀家灣蹲了兩年，教出了賀老栓、馬文瑞這些人，他走了之後賀家灣的事照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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