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州工業委員會大樓。
裡希姆·鮑爾今年二十八歲，是州工業委員會計劃處新上任的副處長。
他的辦公室在四樓東頭，不大，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個鐵皮檔案櫃，窗臺上擱著一盆綠蘿。
綠蘿是前任留下來的，前任被隔離審查之後，綠蘿沒人管，葉子蔫了大半。
裡希姆上任第一天給它澆了水，剪掉了枯葉，搬到了陽光好一點的位置。
一個星期之後，綠蘿冒出了新芽。
裡希姆是土生土長的柏林人。一九一二年生，革命那年他六歲。他不記得革命那天的細節，但他記得革命之後那幾年的事。
他記得街道上突然多了很多穿工裝的人，扛著紅旗，唱著歌。他記得他家門口那條土路被修成了碎石路，後來又鋪了柏油。
記得他父親——一個在西門子工廠幹了二十年的老鉗工——有一天回家的時候手裡攥著一張紙，說是廠裡發給工人的股權證。
他父親把那張紙看了又看，最後壓在枕頭底下，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摸一摸。
他記得他母親去街道上的教育班上課，回來之後精氣神大有改進。
裡希姆這個人是共和國教育體系的第一批受益者。
一九一九年，韋格納推動教育改革，六年小學全部免費，課本和文具由學校發。裡希姆揹著新書包去上學的那天，
他父親送他到校門口，蹲下來跟他說了一句話——“你父親我這輩子沒進過學堂。你進去了，就好好念。”
裡希姆唸了。小學六年，他成績不錯，考上了三年制初中。
初中畢業那年，他本來想跟父親一樣進工廠當學徒，但學校裡的老師找他談了一次話，說“你成績好，應該接著念高中”。
裡希姆回家跟他父親商量。他父親抽了一根菸，說——“老師讓你念，你就唸。家裡和國家政府都會幫著你的。”
高中三年，裡希姆趕上了韋格納推行的青年實踐教育。
每個學期，學校都要組織學生去工廠、農場、街道參加義務勞動。
裡希姆去過以前的西門子工廠的車間擦機床，去過郊區農場收土豆，去過街道辦幫孤寡老人修房子。
他記得有一次在農場幹活，帶隊的是個老農民，姓舒爾茨，滿手老繭，說話帶口音。
舒爾茨教他們怎麼翻地、怎麼撒種、怎麼判斷土豆熟了沒有。休息的時候，舒爾茨坐在田埂上跟他們聊天，說他年輕的時候給當時的容克貴族壓迫的，一年到頭也攢不下多少錢。
革命之後分了地，頭一年收的糧食堆滿了半個屋子，他坐在糧食堆上哭了一下午。
裡希姆聽了，沒說話，但他把這件事記在了心裡。後來他在高中畢業的作文裡寫了舒爾茨的故事，結尾寫了一句話——“我念書，不是為了離開土地，是為了讓我所熱愛的這篇土地上的人民過得更好。”
大學裡，裡希姆讀的是工業經濟。
他上過政治經濟學、工業管理、統計學、以及一門叫“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課。
那門課的老師是個從魯爾區調來的老幹部，姓克虜伯，六十多歲，參加過一九二三年的魯爾區工人起義。
克虜伯講課不講課本，講自己經歷的事——講起義失敗之後被關進監獄，講革命成功之後怎麼把一座被炸平的工廠重新建起來，講韋格納來魯爾區視察的時候在車間裡蹲了一個下午，跟工人一起吃食堂，吃完之後說了一句“食堂的菜太鹹了，改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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