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看著窗臺上那盆蔫了的綠蘿，坐了很久。
然後他站起來，給綠蘿澆了水。
裡希姆對約阿希姆的事有自己的看法。
他沒有跟別人說過，但他心裡有一條線。
裡希姆在大學裡學過法條法規，在黨校裡學過黨紀黨章，在克虜伯的課上聽過三零四高地起義的故事。
他知道什麼東西是對的，什麼東西是錯的。
約阿希姆的事，在他看來，就是一條一條的“算了”——“就收個雞蛋，算了”“就幫人安排個工作，算了”“就遞個煙，算了”。
算著算著，就算到了今天。
裡希姆跟自己說——我不想說“算了”。
該說不的時候，就說不。該關門的時候，就關門。該得罪人的時候，就得罪人。得罪人比這樣子背叛組織，背叛初心，背叛人民要強。
裡希姆對韋格納的看法，在參加工作之後又深了一層。
他在檔案裡看到韋格納的批示，在會議上聽到韋格納的講話，在報紙上讀到韋格納的文章。
他注意到一件事——韋格納總是走在問題前面。一九二八年推行公務員日常生活規範的時候，特權問題還沒有大面積冒頭。
一九三六年搞信訪新規的時候，官僚主義還沒有引起普遍不滿。
一九三八年處理施瓦布父子案的時候，腐敗問題還在暗處。
這一次清理裙帶關係，也是檔案一下來就動手，沒有等到尾大不掉。
裡希姆在跟同事聊天的時候說過一句話——“韋格納主席這個人，目光是十分長遠的。
他看得到問題。看到了就動手，不等問題坐大。
這一點，比什麼都難得。”
同事說——“你這話說得對。以前那些國家，都是等爛透了才治。
治的時候已經晚了。
我們這兒不一樣。剛冒頭就掐。”
裡希姆說——“掐得早，流點血。掐得晚，得截肢。
韋格納主席算得清這個賬。”
二月下旬的一個上午，裡希姆坐在辦公桌前，面前攤著一份生產計劃調整方案。
他看完之後，拿起鉛筆，在方案上改了幾處數字，然後簽了字。
他把方案合上，擱在桌角，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的柏林還在冬天的尾巴里，但陽光比前幾天好了一些，照在樓下的操場上，有幾個小孩在踢球。
他看了一會兒，回到桌前，拿起電話，撥了一個內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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