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散戶組織起來，別讓中間商賺差價。”
韋伯笑了一下。
“都對，但都不全。合作社首先是一種所有制形式。
土地是誰的？工具是誰的？分配怎麼定？
這三條不定清楚，合作社就是空架子。德國1923年搞第一批農業合作社的時候，就是因為這三條沒定清楚，出了不少亂子——有的合作社成了富農的聯合體，窮人進不去；
有的合作社搞平均分配，幹多幹少一個樣，積極性全沒了。
後來我們花了三年時間才把章程理順。”
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畫了個三角：
“三條邊——第一條，入社自願，退社自由。
第二條，按勞分配為主，按股分紅為輔。
第三條，民主管理，一人一票。三條缺一條，合作社就站不住。”
底下學員刷刷記筆記。傑克·漢密爾頓寫得最快，他俄亥俄口音的德語不太標準，但韋伯講的每一句他都能聽懂。
他在美共東線打了兩年仗，從列兵打到營政委，現在被選送到柏林來學半年，學完了回美國搞戰後重建。
安娜·帕夫洛夫娜坐在他旁邊，她是政治指導員出身，管過婦女工作和後勤，筆記記得比傑克還細。
下課之後，傑克和安娜在走廊裡碰見了貝克爾的同學——埃裡希·瓦格納，就是之前被派到東大晉南、後來調整到區上去的那個瓦格納。
他剛從東大回來述職，順便來學院看老同學。
“傑克，安娜，課上得怎麼樣？”
瓦格納問。
“韋伯同志講得十分細緻。”
傑克把筆記本晃了晃，
“他在魯爾區幹了二十年，講的全是實打實的東西。合作社怎麼記賬、怎麼評工分、怎麼處理糾紛——這些東西，我在俄亥俄的時候沒人教過。”
瓦格納點了點頭。
“我剛去東大的時候，也覺得這些東西用不上——晉南那個地方連合作社的架子都沒有。
後來蹲到區裡去了，才發現韋伯講的這一套，稍微改改就能用。
東大那邊管合作社叫‘記工分’，德國這邊叫‘按勞分配’，意思一樣，就是記賬的方式得按當地的習慣改。”
安娜問：
“你從東大回來——那邊怎麼樣？”
瓦格納想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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