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第四章 倉皇南渡(1)

作者:諸葛憶兵·5天前

——北宋覆滅離亂中的李清照與趙明誠

正當李清照重新與丈夫趙明誠團聚、生活重歸寧靜和諧的時候,一場巨大的時代災變悄悄地降臨了。這一場家國的災難,顛覆了北宋政權,也徹底改變了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妻生活的模式。他們從醉心於金石書籍的略帶超脫的安寧生活中驚醒過來,背井離鄉,奔波流浪,動盪不安。他們從此再也沒有過上安定的生活,再也沒有優雅的心境,再也沒有愉悅的心情。在這一場離亂顛簸之中,趙明誠終因心力交瘁而過早辭別人世,只留下李清照獨自默默忍受苦難人生。

——李清照與趙明誠南渡逃難

趙明誠在淄州任所,迎來了北宋動盪乃至滅亡的最後一場大災難。政和、宣和以來,北方金人勢力逐漸強大,與遼國攻伐仇殺,並派人與北宋修好聯盟。徽宗與蔡京、王黼等大臣不知審時度勢,好大喜功,派無知小人童貫、蔡攸率兵出征。宋將昏聵,宋軍紀律敗壞,與遼兵接觸後連吃敗戰。既遭遼人嘲諷,又被金人看穿底細。宣和四年(1122)末,金人攻克遼國京都,遼滅。宋廷用金帛歲幣換回燕京等失地,朝廷上下,一片歌功頌德之聲。宣和七年,得到一段時期休整的金兵開始大舉入侵,宋軍全線崩潰,或潰逃,或投降。在極度驚恐慌亂之中,徽宗內禪退位,其子欽宗登基,改元“靖康”。但這一切已經無濟於事,靖康元年(1126)末,汴京城破,北宋滅亡。

面對這麼一場滅國的大災難,北宋君臣乃至一般的文人士大夫絲毫沒有心理準備。北宋後期,在一片昇平歌舞、阿諛奉承聲包圍之中,統治者失去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對日趨惡化的內外矛盾和危機很少覺察。徽宗年間,正色立朝、直言進諫之士,都被遠遠排斥出朝廷。徽宗聽不到一點不同意見,臣僚奏章中充斥著諛頌之辭,社會的繁華虛像也彷彿在證實著“聖王”業績。因此,徽宗自我感覺十分良好,毫無愧色地認定自己可以追跡堯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國力異常強大。出現在這一時期文人詩詞中最為頻繁的詞語就是“太平”“昇平”,如“歌太平睿藻”(万俟詠《雪明鵲夜慢》)、“歲熙熙、且醉太平”(曹組《聲聲慢》)、“昇平歌管趁飛觴”(王安中《鷓鴣天》)、“昇平歌鼓沸高樓”(王安中《安陽好》)、“昇平無際”(江漢《喜遷鶯》)、“太平無事多歡樂”“萬國稱觴賀太平”“真個親曾見太平”(無名氏《鷓鴣天》)、“更將何事卜昇平”“萬國梯航賀太平”“昇平樓上語喧喧”(晁端禮《鷓鴣天》)等等。社會表面的繁榮景色,給徽宗君臣以極度自信,經常表現為狂妄無知。為顯示泱泱大國之聲威,為成就“聖王”之文功武績,徽宗朝喜對外生事。崇寧二年正月,“知荊州府舒亶平辰沅猺賊,復誠、徽二州。”(《續資治通鑑》卷八十八)同年六月,童貫、王厚率兵取青唐,得四州。政和以後,又數次主動尋釁遼、夏,“(童)貫隱其敗,以捷聞。”(《宋史》卷四百六十八《童貫傳》)徽宗朝一改真宗以來對外忍讓妥協的基本方針,主動出擊。境外遼、夏二國正趨衰敗,金人則未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宋軍或小勝,或瞞敗為勝,一段時間內沒有對國家的安全產生重大威脅。徽宗君臣陶醉於自己編織的謊言,自以為國威傳播遐邇,震懾夷狄。宣和中聯金抗遼,以金帛換回部分失地,更令朝廷昏昏然。

推而廣之,即使政治上受到排擠、打擊的“元祐黨人”或其他在野的文人士大夫,也沒有更深的危機或憂患意識。翻檢他們的詩文,大抵只有“官人懵不知,猶喜輸租辦。興懷及鰥寡,猶愧吾飽飯”(張耒《柯山集》卷八《寓陳雜詩》)的對田家生活艱辛困苦的憂慮和“獨展《離騷》吊逐臣,尚存殘角報重”(李之儀《姑溪居士後集》卷十一《罷官後稍謝賓客》)的貶謫生涯的憤懣及牢騷。其關心的範圍和程度,甚至不如梅堯臣、蘇舜卿、蘇軾、王安石等等前輩詩人。究其原因,與北宋推行的基本國策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社會心理狀態有關。宋太宗說:“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唯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焉。帝王用心,常須謹此。”(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二)不以外患為威脅,而注重對內的統治,是北宋治國的基本方針。這種觀念,在北宋時深入人心,成為朝野的共識。徽宗政和八年(1118),草澤安堯臣上書朝廷,尚雲:“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所以,徽宗年間朝野對日益臨近的外族入侵的滅頂之災,渾然不覺。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很難尋覓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沒落感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盪不安、大難將臨之感。“太平盛世”不僅是徽宗君臣的自我感覺良好,隱隱然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狀態。

李清照與趙明誠夫妻,政和以來一直屏居青州。趙明誠政和末年出仕,又始終在家鄉山東一帶任職,所以,他們對邊境軍事形勢、朝廷政治局勢都不瞭解,夫妻兩人更加沒有家國危機的意識。以上討論李清照與趙明誠的生活和創作經歷,發現兩人極少捲入到現實的風波之中,更不用提對這一場國破家亡災難的危機預感了。這就是與北宋後期的社會環境以及社會普遍心理狀態相關。

災難,卻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降臨。趙明誠在淄州任期之內,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積貧積弱的北宋社會,腐敗昏庸的徽宗朝廷,在北方強敵金人的大舉進攻面前,土崩瓦解。短短的兩年時間,北方的大部分國土都踐踏於金兵的鐵蹄之下。北方大量的官宦家庭,以及千百萬平民百姓,扶老攜幼,背井離鄉,逃離戰爭,躲避戰火,紛紛渡過長江,流落到南方。戰火一時未波及淄州境內,趙明誠負有守土之責,還在苦苦支撐。金兵雖然還沒有侵擾到當地,但是在動亂年月裡淄州也並不太平,境內時有散兵遊勇滋事擾民。靖康元年(1126),趙明誠因鎮壓這些亂兵而得到朝廷表彰,官職也因此得到升遷。許景衡《橫塘集》卷七有《趙明誠轉一官制》,說:“逋卒狂悖,驚擾東州。爾為守臣,提兵帥屬,斬獲為多。今錄爾功,進官一等。剪除殘孽,拊循兵民,以紓朝廷東顧之憂。”逋卒,指逃兵,即宋、金戰爭中的潰敗者或逃跑者。

此時,趙明誠的老母,大約由在京城做官的趙明誠兄長做主,已經先期逃難到了南方,居住在江寧(今屬南京市)。靖康元年(1126),風聲越來越緊,最終傳來京城淪陷的噩耗。作為地方一般長官、一介文弱書生,趙明誠束手無策,夫妻相對茫然。他們知道,平靜幸福的生活將離他們而去,精心收藏的堆積如山的金石古籍也將不為他們所有,未來是不可預測的國破家亡之災禍,是流離無依的逃難生活。建炎元年(1127)三月,年事已高的趙老夫人,終因經受不起離鄉背井的顛簸和國破家亡的慘痛打擊,一病不起,辭別人世。噩耗再度傳來,無論是為了逃避戰亂,還是為了奔赴母喪,趙明誠夫妻都應該動身南下了。

李清照與趙明誠離開淄州時,局勢已經變得非常混亂。汴京陷沒已有四五個月的時間,金人在京城大肆搜刮,並積極準備將徽宗、欽宗二帝及后妃、宗室脅擄北去。金兵未來得及進犯的北方各地,已經失去了中央朝廷的排程領導,或者接到了皇帝割讓土地的詔令,除個別誓死抵抗以外,多數地方官員驚慌而不知所措。此時,趙明誠接到母親在南方去世的訊息,立即購車買舟起程,匆忙南下。

告別家鄉之際,夫妻兩人最戀戀不捨的是耗費半輩子心血收集的文物古籍,這些收藏品中凝聚著一段安定寧靜、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當年,李清照離開青州老家前去趙明誠任所時,已經將收藏物中的精品隨身攜帶而來。這些文物,一直伴隨李清照與趙明誠輾轉各地。加上這幾年竭盡官俸之餘所獲得的,又已經是“盈箱溢篋”。這次奔喪,實際上是在逃難,與平日從容搬遷完全不一樣。夫妻兩人只能狠一狠心,將文物古籍中價值稍次者或笨重者,剔除拋棄。其順序是這樣的,先剔除印本厚重的書籍,篇幅多卷的繪畫,沒有款識、一時難以考辨的古代器皿;而後,發現行李依然過於龐大,只好又將國子監刻印的容易得到的書籍、平常的畫幅、笨重的器皿再度拋棄。就是這樣,還是裝滿了十五車。夫妻兩人伴隨著這些文物,離開山東,進入江蘇,渡過淮河,再渡過長江,最終來到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留在青州老家的書冊器物,還堆積了十幾間房屋,夫妻兩人準備在第二年春天再設法購買舟船搬運這些文物到南方。哪裡知道,這一年的十二月,青州發生兵變,敗將王定興兵作亂,郡守曾孝序死於兵亂,趙明誠故居十餘屋的收藏品,在戰火中化為灰燼。次月,即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人佔領了青州,故鄉淪陷,李清照與趙明誠只能在建康扼腕痛惜,與這一部分心愛的收藏文物永別了。

向來學者有一點誤會:以為靖康二年李清照曾回到青州。趙明誠於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三月,輕裝南下奔喪,李清照則回到青州;李清照後來在這一年的十二月兵亂中慌忙逃難到南方與趙明誠會面。支援這種誤會的理由有兩點:第一,趙明誠奔喪南下,勢必輕裝,沒有裝載十五車文物書籍同行之理,應該是李清照逃離青州時帶走這十五車文物;第二,建炎二年三月十日,趙明誠為蔡襄所書《趙氏神妙帖》作跋,說:“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師,餘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變,餘家所資,蕩無遺餘,老妻獨攜此而逃。未幾,江外之盜再掠鎮江,此帖獨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護持者。”後來岳珂再為此帖作跋,說:“德甫之夫人易安,流離兵革間,負之不釋,篤好又如此。”據其語意推測,應該是青州兵變之際,李清照攜此帖逃離老家。

然而,根據這些材料,筆者也可以提出兩點相反的疑問:其一,是接到母喪的訊息整裝南下從容,還是遭兵亂倉皇出逃從容?這一點生活常識不辨自明。如果趙明誠接到噩耗尚可以輕裝南下,李清照在兵荒馬亂、性命難保之際,恐怕連“輕裝”的可能性都不具備,更何暇帶十五車文物逃離呢?其二,李清照如果帶十五車文物逃離青州,既與《金石錄後序》所載事實不相符合,又與趙明誠所言“老妻獨攜此而逃”口徑不統一。《金石錄後序》稱:“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州,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其上下文語氣明顯告訴讀者夫妻兩人是從淄州出發的。趙明誠淄州任滿應該在靖康元年,其時天下已經大亂,地方官員之間正常的磨勘、考績、升遷、調任已經停止,趙明誠依然滯留在淄州任所,惶惶不知何去何從。大難將臨之際,夫妻更須相依扶持,何況李清照與趙明誠這麼一對恩愛夫妻。文獻資料明確記載,靖康元年李清照就在淄州。於此人心惶恐、兵荒馬亂、京城已經陷落的年月,靖康二年春天趙明誠匆忙打發李清照獨自回青州,自亂陣腳,於理不通。更何況青州老家的母親等人,已經先期逃難到江寧,李清照又何須回去?

所以,在沒有其他佐證資料的情況下,應該相信李清照的自述,夫妻兩人於淄州共同收拾行裝,倉皇南下。因為這次南下,不僅僅是奔喪,同時是逃難,故儘量收拾心愛之物,隨身帶走。剩下的,知道不可能再為自己所擁有了。蔡襄所書的《趙氏神妙帖》,應當是李清照宣和三年離開青州時的隨身攜帶物。這裡,趙明誠為了突出劫火餘灰的慶幸,突出此帖的珍貴,用“老妻獨攜此而逃”的誇張口吻來敘述,岳珂則是承襲了趙明誠的語氣。夫妻押送財產文物,到了鎮江,曾作停留。又遇上軍賊趙萬作亂,鎮江守臣趙子崧派遣將領在丹徒與賊軍交戰,調鄉兵守城。官軍敗績,鄉兵潰散,趙子崧只得率親兵棄城渡江退保瓜洲。李清照與趙明誠又經歷了一次兵亂風險,此帖更顯得彌足珍貴。

——李清照的愛國詩歌

建炎二年(1128)九月,即趙明誠逃難到南方一年半以後,趙明誠以朝散大夫、秘閣修撰起復知江寧府事,仍兼江南東路經制使。宋代遵循古制,父母去世,官員必須在家服喪三年,期滿方可再次出來任職,這段時間稱“丁憂”或“丁艱”。如果該官員職任重要,朝廷必須得他效力,不允許他在家閒居三年,服喪期未滿即被朝廷重新任命出來任職,稱為“起復”,後又稱“奪情”。南渡初年,朝廷百官大量滯留在北方,相當一部分官員甚至被金人擄掠北去。高宗匆忙之間逃到南方,百官體制未備,朝廷急需用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趙明誠喪期未滿即起復。

其時,高宗駐蹕揚州,朝廷大臣中有一種輿論,要求確定建康為新的京都。首先,建康歷史上是六朝故都,規模具備。其次,建康是長江中下游的重鎮,是南北隔江對峙的第一線。定都於此,既表明朝廷揮師北伐、收復中原失地的決心,又易於作出北伐中原的具體部署佈置。無論朝廷最終是否定都建康,都已經表明了建康在南宋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極其重要的位置。即使後來小朝廷定都臨安(今杭州市),建康始終是江南第一重鎮。趙明誠出任建康知府,其職務非泛泛的萊州、淄州知守可比,說明朝廷對趙明誠的重視和重用。趙氏兄弟,有宰相子弟的顯赫門第,有二十多年的官場履歷,他們在政治立場方面又與高宗厭惡的蔡京集團相對立。從背景、時機或資格方面而言,趙氏兄弟都應該得到朝廷重用了。所以,趙氏三兄弟此時都進入了上層官僚圈子,趙思誠以後官至中書舍人,趙存誠則曾任廣南東路帥臣。

趙明誠出任建康知府,夫妻暫時獲得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文獻資料中仍有趙明誠繼續收集前人書畫的記載。據《嘉泰會稽志》卷十六載:趙明誠的表親謝克家之子謝伋攜唐著名畫家閻立本的作品《蕭翼賺蘭亭圖》路過江寧,畫卷被趙明誠借走後就不歸還了。趙明誠大約借這一層親戚關係,老起臉皮將自己喜歡的書畫留下,謝伋顯然也沒有與趙明誠計較。直到趙明誠去世多年以後,家中珍藏品散落外間,紹興元年才有人攜此畫卷在錢塘出售,被郡人吳說賤價購得。

然而,此時李清照與趙明誠的心境卻不能平靜。面對著家鄉淪落敵寇之手的國破家亡的悲痛慘劇,以及盜賊四起、叛軍遍野、金人虎視眈眈的嚴峻現實,夫妻兩人內心的憤慨可以想見。趙明誠每日要處理龐雜的政務,閒暇時間不多。李清照則再也不能安逸地坐在家中,醉心於金石收藏,或賞識花月,逍遙自在了。周《清波雜誌》卷八載:“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趙明誠九月上任,轉眼即是嚴寒的隆冬。李清照的大雪天循城覓詩,是內心悲憤無處排洩的表現。李清照的詩才遠遠在趙明誠之上,趙明誠又需要處理繁雜的政務,所以,就苦於應付妻子的唱和了。但是,李清照得到好詩句便邀請趙明誠賡和,趙明誠雖然苦之也還在打起精神應酬,這一切又從一個角度顯示了這一對老夫老妻的相濡以沫的深情。

李清照在建康所作的詩歌,其中一些好句子在宋人的筆記中也有記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十引《詩說雋永》說:“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訊息欠劉琨。’”這一時期李清照的詩歌創作,內容、格調大致就是這樣一類作品。關於李清照的這幾句殘詩,莊綽《雞肋編》卷中將其與當時譏諷、抨擊時政的社會風氣聯絡起來介紹,說: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為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為之語曰:“不救肅王廢舒王,不御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金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戈擾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為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雲:“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訊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為口實矣。

宋人文學創作,詩與詞有別,“詩言志,詞言情”。詩歌是抒發詩人內心志向的,是用來關心時事政治的,與重大題材有關;詞則是用來抒寫個人享樂生活中的細微情感的,多數時間與男歡女愛、離情別怨聯絡在一起,是“私人化”的抒情手段。這一條創作界限,被北宋多數文人所遵循。然而,到了蘇軾等詞人的筆下,“詩言志,詞言情”的創作界限往往被突破。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嘆古感今,《江城子·密州出獵》的抒發遠大志向,早已被人們所熟悉。蘇軾以後,“詩言志,詞言情”的分界變得不是十分嚴格,大量作家受蘇軾創作的影響,偶爾都有突破。到了北宋徽宗年間,詞壇實際上已經形成一股向詩歌創作靠攏的“詩化”風氣。宋室南渡,驟然改變的社會環境逼迫詞人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他們的詞作自覺地注入了那個時代的苦難,甚至成為抗金斗爭的號角。“詩言志,詞言情”的分界線,在南渡初年的一段時間內,在許多詞人的筆下變得沒有什麼意義。唯獨李清照,認定詞“別是一家”,依然嚴格地遵循“詩言志,詞言情”的界限。

南渡之前,詠古傷今、關心現實政治,李清照都是用詩歌形式表達。南渡初年,李清照更加關切國事,不願默守閨中。面對淪陷的北方家鄉,李清照難以抑制內心的憂憤。她以沉痛悲憤的心情寫下了“南來尚覺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的詩句。吳江,即吳凇江,這裡用來泛指江南;易水,在河北易縣,荊軻出發刺殺秦王,燕太子丹於易水設宴送別,荊軻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高歌,這裡用來代指嚴寒的北方。上句寫高宗君臣以及自己一家倉皇渡江南來的悲苦。吳江之冷,更多的是李清照心頭的一片寒意,是對南渡初年君臣怯弱怕事的寒心。下句寫徽宗、欽宗以及後宮宗室被擄北去的恥辱,對淪為金人階下囚的同胞寄予深切的懷念之情。他們必須生活在“易水寒”的嚴酷的環境之中,忍受著現實與心靈的兩重屈辱與煎熬。這兩句詩中,還潛藏著李清照對現實的失望之情,如果高宗君臣一直這樣懦弱膽小,北伐還有什麼希望?故國何時才能重歸?

在“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訊息少劉琨”殘句中,李清照憤恨滿腔,更是以典故譏諷小朝廷君臣的軟弱恐懼、屈辱退讓。歷史上曾經有過晉室南渡,士大夫也是紛紛逃難到了南方。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記載:每到風和日麗的好日子,渡江南來計程車大夫們總是相邀到新亭(故址在今江蘇江寧),飲酒賞花。一次宴飲時,坐席中有人感嘆說:“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表達了物是人非、故國淪亡的悲痛心情,同席計程車大夫都相對流淚。宴席之間只有當時的宰相王導,拍案而起,說:“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期望眾人拋棄軟弱,化悲痛為力量,共同投身到收復失地、統一全國的大業中去。劉琨與王導同時,是當時著名的愛國志士,晉室南渡以後,留在北方,積極從事收復失地的工作,多次在戰爭中獲勝,後被害。李清照大聲疾呼象王導、劉琨這樣的有志之士,期望現實中計程車大夫們能向王導、劉琨學習,振作精神,為北伐事業做出應有的貢獻。大聲疾呼之下,正是對南宋小朝廷的極端不滿。清人俞正燮充分理解了李清照這些殘句詩的意義,評價說:“忠憤激發,意悲語明,所刺者眾。”(《癸巳類稿·易安居士事輯》)

同時,李清照也以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鼓舞時人鬥志,表達自己的心願。《烏江》詩說:“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詩人詠史,主要是為了詠懷,史料是為現實服務的。在楚漢之爭中失敗的項羽,逃到烏江旁邊,自己覺得沒有臉面再見江東父老,最後悲壯地拔劍自刎。歷史上項羽是一個失敗的人物,然而,李清照不以成敗論英雄。項羽活著的時候能夠“力拔山兮氣蓋世”,是人中之傑;死時依然保持了高度的自尊,慷慨悲壯,是鬼中之雄,李清照對此表示由衷的敬仰。漢高祖稱張良、蕭何、韓信為“人傑”,《楚辭·九歌·國殤》說:“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李清照用這兩個典故來歌頌項羽,活得有聲有色、出類拔萃,死得英武壯烈、可歌可泣。李清照企圖以項羽為現實的榜樣,鼓勵人們振奮鬥志,無論生死都應該昂然屹立於天地之間。以此來對照南宋小朝廷裡眾多苟且偷生、沒有廉恥的膽小懦弱者,李清照的憤慨貶斥之意一目瞭然。這首詩大約作於趙明誠建康任期之後。建炎三年(1129)三月趙明誠罷守建康,夫妻乘舟前往蕪湖,曾路過和縣烏江,此詩或許就作於此時。但是,李清照在建康大雪天循城覓詩之作,應該類似於此。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還引了李清照另外兩首詠史詩中的句子,其一說:“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其二說:“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西漢末年,王莽篡權稱帝,定國號為“新”。經過一場大動盪,劉秀重新建立起漢朝,史稱“東漢”。李清照前一首詠史之作因此而發。贅疣,乃皮膚上生出的多餘肉結,應該予以割除,李清照用以比喻王莽的新朝。西漢、東漢前後承繼,史學家認為是正統。而陰謀篡位的王莽,在其間則是多餘的。南北宋之際,金人先後扶植了張邦昌之“楚”、劉豫之“齊”兩個傀儡政權,在北方取代趙宋王室。李清照憤慨這些漢奸賣國求榮的無恥行為,以遺臭萬年的王莽做比,指出他們最終被剷除的必然可悲下場。嵇康,曾官拜中散大夫,不就,人稱“嵇中散”,是曹魏後期“竹林七賢”中的佼佼者。其時,司馬集團已經掌握朝中權力。嵇康稟性剛直,疾惡如仇,時常抨擊毫無廉恥、趨炎附勢、奔走於司馬門下的虛偽禮法之士,拒絕與司馬政治集團合作,最終被司馬昭所殺。友人山濤,同樣名列“竹林七賢”,曾推薦嵇康出來做官。嵇康憤怒之下,作《與山巨源絕交書》,堅決回絕山濤,信中自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李清照後一首詠史之作因此而發。主要是推崇嵇康的氣節、骨氣、個性,呼喚英雄人物的湧現,以為現實中貪生怕死之徒的鮮明比照。朱熹將兩首詩混為一談,批評說:“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朱熹的冬烘腦袋不但不理解李清照詩歌的深刻含義,反而立足於性別歧視的立場,不滿李清照的鋒芒畢露,橫加指責。也正是這種性別歧視的立場限制了朱熹對李清照作品的深入理解。憂國憂民,本當是男兒的事情,何須區區小女子多嘴多舌?這也恰好從相反的角度突出了李清照敢於干預閨房以外世界的叛逆性格。

——李清照南渡初年的詞作

居住在建康期間,李清照作詩也作詞。李清照這一階段的詩歌創作,大致都與家國的淪亡、現實的苦難、南北分裂的形勢等等重大政治題材相關,而且,往往透過詠史的方式表達內心的憂憤。但是,這一階段所創作的小詞,除偶爾有點明時代苦難的原因外,多數時候卻仍然在抒發相對私人化的情感,格調也偏於悲苦悽切。《臨江仙》說:

。心沒雪踏,思意無燈試。零凋更悴憔憐誰。無去老今如?事多風月。城康建老人,樹陵秣歸春。明分漸萼梅梢柳。扃常閣霧窗雲?許幾深深深院庭

。的合吻是也上間時,任康建在月二春年三炎建至月九秋年二炎建從誠明趙,夕前的燈賞節宵元五十月正是,間時的述敘所中詞。任康建於誠明趙於作該應詞首這,定斷此據。稱別的市京南蘇江是經曾都上史歷,名地等”康建“”陵秣“有中詞。流的靈心傷是這。風的外戶見再願不,裡院庭的深深在避躲願寧,心怕懼的界世圍周對後之離事世經己自現表,意其用反照清李。願的籠牢破衝、”院大宅深“出走種一達表,苦痛的制限、拘被子中閨寫是,句之”許幾深深深“的修歐。響影的修歐到是顯明言所中序據,達表來字疊用長擅照清李”。也》仙江臨《舊即聲其,闋數’深深院庭‘作語其用。之酷予,句之’許幾深深深‘有,》花蝶《作公歐“:說序小有前詞。作所時康建在月正)9211(年三炎建照清李是詞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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