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後座的椅背上，車窗外的街景在倒退，灰色的樓房、騎電動車的行人，一切都和往常一樣，可是我覺得自己像被關在一個透明的罩子裡，外面的世界和我之間隔了一層看不見的東西。
“張曉，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說。”
“趙正剛的手，伸進了法院，趙文斌法官因為迴避申請才換了人；伸進了人社局，周明遠昨天在那裡跟內部的人接頭拿檔案袋；伸進了民政局，今天一早趙科長就打電話來卡互助站的驗收；伸進了公安局，蘇炳文是治安大隊副大隊長，崔警官被他舉報停職。現在，連指使證人上法庭作偽證這種事，都是一個在職警察親自出面操辦的。”
我停了一下。
“我想知道，這個縣裡，還有哪個地方是他的手沒伸進去的？”
電話那頭安靜了幾秒。
張曉的聲音變得很低：“所以我說，這個案子最終的出路不在縣裡，甚至不在市裡，在省廳。”
“是的，縣裡已經沒有空間了。”
“烈烈，蘇炳文這個人，他不是趙正剛花錢買的保護傘，你明白嗎？
“怎麼講？”
“如果他是花錢買的保護傘，是收了錢辦事，事辦完了各走各的，有風險的時候保護傘會縮手，蘇炳文親自下場指使證人作偽證，這是刑事犯罪，一個副大隊長不會為了幾萬塊錢的好處費去冒這種風險，除非他跟趙正剛之間的關係已經深到了沒有退路的程度。”
“你的意思是……”
“他不是保護傘，他就是趙正剛的人，或者說，他們是合夥人。”
一個縣城裡的老闆，一個公安系統的副大隊長，合夥做什麼？
拐賣婦女，非法拘禁，偽造死亡證明，買通證人，打壓辦案民警，甚至可能還有更深的、我現在還看不見的東西。
“張曉，”我說，“蘇炳文每個月從蔣勝利那裡收八千八的看管費，這筆錢他收了至少半年，溫小雪在那個房間裡被關了至少半年，他知道那個女孩斷了一根手指，他知道那個女孩是被囚禁的，他不是不知情，他是參與者。”
“不只是溫小雪。”張曉的聲音更低了，“曹富貴的賬本里有暗語，崔警官在被停職之前已經破譯了一部分，這些代號對應的是被拐賣或被囚禁的女孩，蘇炳文很可能知情，或者參與過。”
我的手在發抖，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一種從骨頭縫裡往外滲的憤怒。
我正要開口跟張曉說下一步怎麼辦，前排的許曼突然從後視鏡裡看了我一眼，那個眼神不對。
不是司機看老闆的那種眼神，是一個人聽見了某個名字之後、拼命忍住不出聲的那種眼神。
“許曼，”我盯著後視鏡裡她的眼睛，“你認識蘇炳文？”
她的手握緊方向盤，沉默了整整五秒。
然後她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輕到我差點沒聽清：“蘇炳文……他每個月都來金色年華，有時候穿便裝，有時候穿制服，穿制服的時候就說是例行檢查，在大廳轉一圈就進包間了，趙正剛每次都親自陪著，他每次來，都不是一個人。”
“跟他一起來的人還有誰？”
許曼的嘴唇動了一下，像是那個名字卡在喉嚨裡，吐出來就會割破她的嗓子。
“……有一個是縣裡一個當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