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活了一整個下午，周晗終於在聖米歇爾大道的這間新公寓裡安頓了下來。
窗外的天色正一點點暗下去，暮色籠罩著塞納河畔。站在二樓的高窗前遠眺，越過層層疊疊的曼薩定式屋頂，能清晰地看到夕陽餘暉下埃菲爾鐵塔的黑色剪影。
這裡給人的感覺與柏林截然不同。柏林是嚴苛的、沉悶的。而巴黎是彩色的，是自由的，連晚風裡都帶著新鮮烘焙的法棍與咖啡豆的香味。
今天中午，周晗將行李擱置在旅館後，前往了右岸的貝里大街。
那是香榭麗舍附近一棟臨街的灰白色古典公寓，開門的鐘先生比她想象中年長許多，鬢角早已全白，穿著一身合體剪裁的舊西裝。聽見她報出“陶伯良”的名字時，鍾先生原本警惕的眼神瞬間一亮，立馬反應了過來。
“你就是周晗，周丫頭吧！”鍾先生熱情地將她請進了屋。
周晗從鍾先生那裡得知，陶伯伯的兒子在7月份申請上了倫敦帝國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的研究生，目前全家都遷居到了英國。
“航空工程……那可真不錯，如今國家最缺的就是這樣的人才。”周晗感嘆著，心裡卻有些失落，如果自己能早一點來巴黎，也不至於與陶伯伯一家遺憾錯過。
鍾先生走到書房，出來時手上拿著一個木盒，他將木盒遞給周晗，“伯良兄離開前把這個交給我，說若有一天你來了巴黎，就讓我親手交給你，如今總算物歸原主了。”
“謝謝鍾伯伯。”周晗雙手接過。
“周丫頭不瞞你說，我和你母親當年可是一起鬧過革命，有過一面之緣的。”鍾先生端來兩杯熱氣騰騰的法式濃咖啡，眼神里浮現出對往昔歲月的追憶，“1915年上海學生遊行反對‘二十一條’時，伯良兄和你母親是遊行的組織者，伯良兄還專門向我介紹過你母親。”
鍾先生嘆了口氣，“去年伯良兄到巴黎，告訴我你母親已經病故，我怎麼都不敢相信。”
“母親病逝有些年頭了，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了。”周晗把小木匣小心翼翼地收進包裡。
鍾先生抿了一口咖啡，抬眼看向她：“周丫頭，你還要回柏林嗎？”
“不回了。”
“不回了好啊！當年咱們國民政府請德國顧問團幫著訓練部隊，誰能想到他們現在幹起了和小鬼子一樣的勾當。”鍾先生嘆了口氣，重重拍了拍膝頭，“柏林那個狼窩不回去也罷，你要留在巴黎嗎？”
“對。”
“找好落腳的地方了嗎？如果你不嫌棄，可以先住在我這裡，家裡還有一間空房間。”
周晗看見茶几邊鍾先生的三個小孫女、小孫子正為了幾塊積木爭得面紅耳赤，鍾先生一面同她說話，一面還得注意著幾個孩子別把東西塞進嘴裡。鍾先生照顧她們都照顧不過來，她可不想給這個家庭再增加一個孩子了。
周晗婉拒了鍾先生的好意，鍾先生見她態度決絕，便也不再強求，細心地向她交代了幾句在巴黎租房與防範路賊的經驗。
在這待了挺久了，周晗還要忙著找房子，就提出了改日再來拜訪，鍾先生將她送到門口，在門口周晗正好遇到了鍾夫人從外面回來。
“哎呀，這就是周家的那個小丫頭吧！”鍾夫人看了她一眼，激動地兩手一拍。
和周晗寒暄了幾句後，鍾夫人拉著周晗的手，硬是不讓她走，非要留她吃頓便飯。周晗實在拗不過，便留下來吃了一頓家常便飯。
午後的陽光穿過遮天蔽日的懸鈴木，將斑駁的金輝灑落在石板路面上。
這裡是著名的塞納河左岸，所謂左岸，即面向塞納河的下游，左手的一側。相比於右岸商賈雲集的繁華與奢靡，左岸因為緊鄰索邦大學與藝術學院，洋溢著一種灑脫浪漫的文藝氣息。
周晗憑著報紙上的招租廣告，來到了聖米歇爾大道的一處老式公寓樓下，按響了門鈴。
等了一會兒，那扇沉重的橡木門才從裡面開啟。
開門的是個五十歲上下的法國女人。她留著一頭捲曲得極為考究的棕灰色頭髮，鼻樑上架著精緻的黑框眼鏡，嘴唇塗著口紅，腳下踩著一雙黑色高跟鞋，在木質地板上發出“噔噔”的聲響。
